杨伟民：结构性失衡根源在要素配置 金融最为关键

（原标题：杨伟民：结构性失衡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 金融最为关键）

新京报讯（记者 顾志娟）在3月23日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经济峰会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央财经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升级版”的概念——“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不动摇，今年2月总书记在政治局集体学习的时候，又提出了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觉得这两次讲话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理解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个升级版”。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杨伟民表示， 2015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年来取得了明显的成效，特别是去产能，宏观杠杆率也已经下降。但是从2018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再度掉头向下。“这可能就会有疑问，是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我觉得恰恰相反，是我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有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杨伟民说，“三去一降一补”是根据当时的形势和面临的突出问题提出的，但是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

目前的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的反映。比如说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因为服务业增长还是比较快的，工业减速的原因是工业还没有完成对需求结构的适应性调整，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了，工业结构还比较僵化。这几年我们一直在提提质增效，提质增效增加的GDP还不能弥补因产品减产而减少的GDP。

杨伟民认为，从去年情况来看，经济减速主要由于消费和投资双减速。消费的减速有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居民收入增长放缓，服务消费比重在提高，汽车的消费进入到一个阶段性的周期性变化过程等。另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投资减速主要是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在减速，原因是过去积累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过大，从去年开始中央开始问责，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变换花样举债搞基建了。“其实这是一个更复杂的体制性的结构性问题，我们还是没有更多地触及，涉及到国企和民企，涉及到中央财政和地方事权，涉及到政府与市场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

杨伟民提出，进行升级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在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第一，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了八字方针，叫巩固、增强、提升、畅通，巩固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拓展到增强微观实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具体的任务包括但不限于加快僵尸企业出清，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减税降费，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因城施策，按竞争中性原则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破坏垄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加强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扩大规则等制度性开放。

第二，要以改革为手段，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具体要加快国资国企垄断行业、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发挥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

第三，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结构性失衡的根源是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因为金融是血脉。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两降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大幅度下降，房地产、金融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幅度上升，中国的贷款结构是间接融资为主，贷款的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包括经济结构的僵化。

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结构

杨伟民提出，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调整三个结构。

一是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我国实体经济每年背负7万亿的利息，这对金融业是增加值、是高利润，对实体经济就是极大的负担”，杨伟民表示，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要减税、减费，同时也必须减轻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所以必须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比例才能够提高。

二是银行结构，要建设多结构广覆盖的有差异的银行体系。中国是国有大行占绝对优势，不能够很好适应实体经济中小微民营企业占比高、科创型企业增长快的特点，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服务于国企、民企、外企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要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进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回归，推动农业所有制重大改革。

三是产品结构，要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产品，要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的期限，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来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还要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