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教授张志学致敬褚时健：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作者|张志学（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

今天六点半（3月5日）给本科生上完课刚回到办公室就看到消息——曾经的“中国烟草大王”、云南冰糖橙品牌“褚橙”创始人褚时健先生去世。褚先生多年的奋斗历程，代表了一种精神。我特将几年前写的一篇散文稍作整理和修改，再次发表，向褚先生致敬，也致敬这个时代的奋斗者。

经历过无数磨难，也创造过世界级辉煌；从牢狱走出，以75岁高龄回归乡野。十二年后，年近90，打造出中国冰糖橙亩产最高的基地，褚时健成了中国的冰糖橙大王，其产品也被人们称为“褚橙”。褚橙的成功再次让人看到，实业是靠科学和系统的实践而非一时聪明做起来的，管理是有规律可循的，但需要用心的人去发现和总结这些规律。

褚橙不输“苹果”

一些人将褚橙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大自然的恩赐。虽然哀牢山拥有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其日照时数、有效积温和昼夜温差特别适合冰糖橙的生长。但是，很多人都认为，如果不是褚时健，其他人就算凭借如此优越的条件，也不能把冰糖橙做成现在的品牌影响力。

天下所有成功的事情都是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就像苹果公司当年的成功，既得益于几十年来互联网带来的信息和技术的发展使得iTunes的平台构想得以实现，也得益于美国众多小企业发明的适合苹果“重新发明手机”的领先技术，还得益于苹果公司招聘到了各类卓越的研发人员和团队。

卓越的企业家善于审时度势，将天时地利人和所造就的优势综合起来，成就大业。个人的敏锐、勇气、执着、探索等特质的集合，才使得企业家不同于一般的人。也正是这些特质使得他们的成功具有必然性，表现为跨产品、跨时间的成功。乔布斯先后打造了苹果电脑、动画公司、以及过去十多年流行的诸多产品，褚时健在酿酒、造糖、制烟和育橙上都获得了成功。在苹果公司因手机风靡全球的时候，人们对于其创始人乔布斯顶礼膜拜。其实，褚时健和乔布斯身上具有一种共同的东西，那就是企业家精神。在美国，创业者所拥有的资源支持和整体氛围是得天独厚，促进创业者聚焦产品和技术的创新。在中国，创新者既要克服各种外在的困难和障碍，又要坚毅地朝自己认为正确的目标迈进，不管外界如何评论和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说，褚时健培育褚橙所彰显的企业家精神丝毫不逊于乔布斯创造的苹果传奇。

褚橙背后的企业家精神

企业家精神被很多人定义和谈论，而我一直将个人的成就动机作为企业家精神的核心要素。所谓“成就动机”，就是个人为自己设立卓越的标准，并为达到该标准不断努力；而一旦达成标准，个人又设立更高的标准，持续奋斗。我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课堂上与本科生、学术研究生、MBA和EMBA学生讨论“成就动机”这个概念时，通常会分享我当年为华为公司建立员工素质模型时获得的员工和经理人不同水平级的成就动机的表现。“成就动机”最起码的表现在于，在工作中不能容忍平庸，力争达到优秀的标准；再进一步，表现为想方设法改进工作流程和方法，以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最高水平表现为，为了获得成功，不计个人得失敢于冒险，而又能够充分调用已有资源，并发挥个人能力和专长将风险控制在中等水平。我二十年前积累的那些具备高水平“成就动机”的被访者的案例，至今仍有参考意义，尤其是当他们中当很多人已经成为这家世界级企业的栋梁之才时，这些案例特别显示其并非“事后诸葛亮式”的可参照性。

表面上看，“成就动机”高的人不达目标誓不罢休，但是他们不同于争强好胜者。后者往往以战胜别人为目的，哪怕以自己并不高的能力和欠佳的表现领先了别人，亦沾沾自喜。我常举的例子是，一个争强好胜的孩子，在考试中虽勉强及格，不过看到班上其他同学最高只是58分，便悠然自得、洋洋得意。“成就动机”的本质则在于个人所追求的目标是现阶段可预见到的基于个人的禀赋、能力和环境所能达到的极致，也正由于此，只要没有达到目标就割舍不下、孜孜以求。对于“成就动机”高的孩子，如果根据自己对于考试涉及的知识范围的掌握，觉得自己该得到98分，但最终却拿了95分，他会思考为什么会丢掉那不该丢的3分，总结出失误，以便今后不再重复失误，绝不会因为班上其他孩子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感到满足。

“成就动机”在企业家身上就表现为企业家精神，那是一种经过事先评估，确定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之后调动个人心力和各种资源，为之奋斗的历程。这种精神始终萦绕在褚时健身上，正如他自己所言，自己的乐趣在于将事情做好。如果事情做不好，心绪不安，晚上睡不着觉，一点事都挂不住。

“成就动机”是最强劲的动力

如果中国各个行业多一些像褚时健这样具备企业家精神、追求卓越的人，那么所谓的“中国经济受困于人口红利的消失”、甚至“当前中国崛起过程中的诸多困难会限制中国继续发展”等看法就会成为伪命题。因为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不仅能够通过持续的自我奋斗成为领域内的顶尖专家，而且可以推动一个组织、甚至行业走向新高，最终推动社会的发展。哈佛大学的麦克里兰教授研究个人的“成就动机”对他们成功创业的影响之后，又进一步在社会整体水平上考察了成就动机的作用。他通过分析23个国家在1920-1923年间、40个国家在1946-1955年间的2--4年级语文教科书，获得这些国家的“成就动机”分数，发现该分数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进而他又发现，40个国家的“成就动机”分数与这些国家1952-1967年间的经济发展呈现正相关。其他学者也发现，古代希腊社会的“成就动机”水平的变化与希腊贸易程度的兴衰高度一致。随后有学者分析1810-1950年间美国儿童读物中显示的“成就动机”水平，与美国同期发明创造活动率(专利指数)密切相关；还有学者发现，多个国家在家庭教育中鼓励孩子节俭储蓄和进取自强，而非服从等特性的程度，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呈现高度的正相关。

上述研究表明，“成就动机”不仅影响个人发展，也会影响社会发展。所以，当代中国若多一些具备企业家精神的人，当代中国若在科学、技术、艺术等领域多一些“简单”、“执着”、“义无反顾”的人，当代中国若产生更多像华为这样靠自身奋斗、追求创新、走向世界的企业，中国在世界上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会赢得更多的尊重，中国人也不那么容易因为别人的评论而焦虑。

成就背后的科学精神

褚时健的成功除了其旺盛的企业家精神，还归因于他超越经验、相信科学、注重通过实验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的理性主义精神。他开始种植的橙子口感差，便查阅书籍、请教专家，最终发现问题在于肥料结构上。他像农学家那样在不同区域试验不同的肥料结构，观察、记录、分析、对比试验结果，找出最优的肥料结构，改变了褚橙的味道。他还化验园区的土壤成分，相应地调整肥料结构，并统一向农户配送自己精心调配的有机肥料，详细而严格地规定施肥量、施肥时间、频率和施肥方法，不仅保证了农户种植的褚橙口感一致，而且优化了土壤结构，提高了平均产量。此外，他还采用科学的疏果和剪枝等方式，保证连年丰产，消除了果树种植行业普遍存在的“大小年”现象。他通过观察和比较果园里不同密度的种植结果，逐渐总结出每亩地应该种植70-80棵树的结论，并引导、要求、甚至补贴农户砍掉每两棵树中间的一棵树，保证每棵树的阳光照射和养分。采用间伐的创新式稀植，亦是褚时健相信科学、勇于实践的理性主义精神的体现。他通过不断的实验，终于摸索出诸如控梢和剪枝等独特的技术。

褚时健在种植橙子过程中，信奉科学、喜欢钻研、注重实验、寻找最优解方法。中国大多数的农产品在质量和价格上难以与外国抗衡，中国农业的生产模式仍停留在靠天吃饭的原始模式，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率与发达国家相比非常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采用科学的方式去经营和管理。如果各行各业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更多一些，当代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很多问题都能够更顺利地得以解决。

当我们惊叹于西方科学技术和产业的发展时，一定要认识到那些社会中的很多人坚定地信奉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科学管理的创始人泰勒，关注实践，勤于思考，被称为问题的终结者。他将分析、观察、测量、精准等理念带到了工厂车间，使得人类生产的效率大幅度地提高，是工业界的文艺复兴式的人物。由于他相信科学，他获得了40多项专利，从泰勒--怀特工艺流程、葡萄园温室和玻璃暖房，到草场网球网以及Y型高尔夫球杆。他在26年中，通过几万次的实验，发明了将钢铁切割成片的技术。同样，约翰·伯恩笔下的蓝血十杰作为二战期间支持美国空军的后勤英雄，卓有成效地将数字化管理模式用于战争，为盟军节余了数十亿美元的耗费；战后，他们加盟福特汽车公司，以数字管理拯救了衰退的福特，推动了美国的经济成长。这些人冷静、理性、勇敢、进取、信仰数字、崇拜效率，成为各自领域中的佼佼者，推动了现代企业的科学运营与管理。褚时健彰显的科学精神和理性主义，为中国种植业的现代化和集约化经营做出了堪称经典的示范。

褚橙精神的源头

褚时健的企业家精神来源何处？通过近年来出版的有关褚时健的传记记录，我试图找出一些线索。他天生体格强健、意志力强，这些品质使他少年时代，经常敢于做出“不安分”甚至“出格”之举，而且屡屡成功，在同龄人中脱颖而出。这不仅让他体会到愉悦，更让他变得自信、勇敢。由于家庭生活的艰辛和对于父母的孝敬，他很小开始承担家庭的义务。14岁的他能够琢磨出高效酿酒的方法，正是他的天赋、勤奋、责任感和聪明的体现。从那时开始，效率和劳作伴随他的终生。另一方面，少年时代与身为西南联大学生的堂兄的交往、远赴昆明求学等经历，则练就了他善于学习和思想开放的性格特点。集上述特点于一身，造就了他事业的几度辉煌：游击队中的神枪手，办事有方、出色完成任务的解放军征粮组长，工作能力强的区长，带领糖厂扭亏为盈，缔造了中国最盈利的红塔集团，以及本案例所描述的褚橙的成功。

当很多人因逆境的打击而无法再次站立起来的时候，褚时健却成了“精神不倒”的范例。他是不幸的，因为在转型的中国，他没有能够躲过制度空缺造成的麻烦；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日趋奉行市场经济的中国还给了他自由的人生。面对曾经失去的辉煌，为什么褚时健能够挺过来呢？仍然靠的是前述的性格特点。对于一个年轻时就曾出生入死的人，有什么困难能够击倒他呢？

商人？企业家？这是个问题

褚时健的卓越在于他的精神和意志。理论上，具备卓越禀赋的人士在总人口中的占比，在各类种族的人当中大差不差。如果这样，由于庞大的基数，中国应当是一个英才辈出的大国，而众多禀赋非凡的人可以确保中国在很多领域内保持世界领先。不过，卓越人士的比例也会受到后天教育和社会环境的影响，从而导致世界上不同国家产生的非凡者的比例占总人口的比例有所差别。例如，以色列目前人口800多万，可是以色列的科学家在遗传学、计算机科学、光学、工程学、以及军事科技、农业、医疗等技术产业上的贡献都相当杰出，其在诸多领域中的杰出人士占总人口的比例显然远远高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人们对以色列现象有很多探讨，大致总结出的原因有：第一、犹太人由于在历史上备受迫害，为了生存而颠沛流离，养成了吃苦耐劳的习惯。第二、所有男女学生在高三毕业后都要服兵役两到三年，而军队鼓励军人发散思维、积极思考、不停地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保持自我提升。个人的天赋和聪明又决定了进入什么样的军事部门，在高中表现优异的学生有机会进入核心的军事部门，接触到顶尖的军事技术，最终有更大可能成为各个领域中的杰出人士。第三，多数年轻人服完兵役后花一年周游世界，或边打工边旅行。三年兵役的意志锻炼加上一年多旅行之后，年轻人的心智非常成熟，了解自己的专长、兴趣以及人生的目标，从而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大学；而大学强调的使命是改变世界，让学生不仅是为了自己，更是为了推动社会进步而学习。以色列既具有西式的民主制度和思想，同时又非常注重国家的强组织式的统一化管理，整个社会强调人的责任感，每个人的行为要考虑其他社会成员的感受，从而更好地融入社会。

近年来，宏观经济与政策环境令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们真正体会到了压力，在当今的环境下，企业创新、产业升级等成为必然。然而，过去三十年享受了遍地黄金的经营者们，是否做好了面对严酷竞争环境的准备？即便那些借助互联网而生意爆棚的企业，是否想到自己的发展模式其实与过去三十年中国企业的发展也有惊人的相似？这些企业是否真正具备核心的创新能力？如果一个75岁的人能够再次创业成功，我们有理由认为，当今相当多的中国企业面对困难仍然可以继续发展。不过，这些企业需要更多像褚时健这样的人。

我们怎样定义褚时健？我愿意将其定义为“企业家”，而非“商人”。怎样区分“企业家”与“商人”？前者以奋斗精神为终生习惯，不断地追求本领域的精进和创新；后者则注重当下利益，通过发现机会、利用并组合资源去获得商业的成功。中国市场广袤，不缺商机也不缺传奇，有数不清的一夜富贵，也有数不清的一夜倾塌。人们追随那些传奇，也幻想自己成为传奇的一分子；人们对磨难敬而远之，却对历练不甚耐烦，充满对捷径与机遇的膜拜。商人们的一时喧嚣，被打造成趋之若鹜的传奇，埋头向前的企业家，尤其是献身实业的企业家显得不合时宜以及，笨重而缓慢。

然而，如果身处一些欧洲国家，只有不到1000万的人口，目前在中国大行其道的许多互联网企业怎么赚钱？可是如果人口限制成为瓶颈，为什么瑞典那样一个高福利、人口不到1000万的国家会诞生那么多优秀的企业，而且相当一批企业是技术创新驱动的？创新源自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精神，没有自我较劲，是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结语

从褚时健的精神到以色列的创新，我想提出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出现更多具备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人？我的结论是：教育为本。首先，家庭教育要培养孩子勤劳、自律、开放和善于学习的特性，这些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益。如果年轻的孩子未富先娇，只会为考试而读书，缺乏在现实中的历练，今后既不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更无法在面对挫折和困难时坚持下去。其次，大学的教育应当彻底改变模式，鼓励学生敢于挑战既有想法、跳出书本知识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鼓励大学生在本领域中执着地追求专精，鼓励学生拥有改变世界的情怀，而非鼓励“以财富论英雄”的价值观去大谈商业模式，而非鼓励为未来的求职做出精细的规划。第三，期待整个社会形成共识，让人们在行为上学会考虑他人的感受和利益，让人们享受通过个人劳动获得报酬和成就，少一些人比着偷奸耍滑、比着不冒险不犯错、比着喊口号不务实，多一些人踏踏实实改进和创新。如果能做到了这些，中国社会将会大不一样。

天道酬勤、业道酬精。愿企业家精神和科学精神在中国大地永放光芒，助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

作者介绍：张志学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组织与战略管理系教授、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在香港大学获得社会心理学博士。曾任北京师范大学心理系讲师，香港理工大学研究员，美国西北大学凯洛格管理学院访问学者，美国伊里诺依大学Freeman访问学者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访问教授。2009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现任国际学术组织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hinese Management Research（中国管理研究国际学会）当选主席、2020年学会主席。研究领域包括企业领导与文化、谈判与冲突处理、团队过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