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红利新解：挖掘现有劳动潜力 转向人才红利

（原标题：人口红利新解）

时代周报记者 姚佳莹 发自北京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已三年有余，2019新春将至，统计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再次引发了对人口红利的讨论。

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18年中国的人口数据。数据显示，2018年末，中国总人口为139538万人，比2017年末净增530万人，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比2017年减少200万人。

此外，还有一组关于劳动年龄人口的数据引人关注，相较2017年末，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减少470万人，比重下降0.6%；60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59万人，比重上升0.6%；65岁及以上人口增加827万人，比重上升0.5%，人口老龄化程度呈现加深态势。

对此，1月21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宁吉喆直接回应称，2018年1523万人的出生人口规模，这个数据还是可观的。此外，中国的劳动力资源近9亿人，就业人员7亿多人，受过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高素质人才有1.7亿人，每年大学毕业生有800多万人，人口红利仍然存在。

对于目前中国的人口结构变化，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张耀军向时代周报记者分析道：“从人口年龄结构的金字塔来看，目前呈现的情况是：底部0–15岁和中部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这两部分收窄，而金字塔顶端老龄人口部分变宽，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是必然规律。”

应对人口红利有新理解

所谓人口红利，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在一篇文章中如此定义，指的是因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大、增长快及人口抚养比下降带来的包括劳动力供给充足、投资高回报率等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效果。

目前人口红利消失的担忧从何而来？

首先是“全面二孩”的政策效应似乎在减弱。从数据看，2015–2018年的出生人口分别为1655万、1786万、1723万和1523万，在2016年实行“全面二孩”后，出生人口数量在当年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后逐年下降，2018年的出生人口数量达到2000年以来的最低值。

其次是老龄化程度的加深。2001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7%，进入老龄化社会，2018年这一数据上升为11.9%。1月在21日的记者会上，宁吉喆也坦言，受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的影响，劳动力供给总量下降，2018年末全国就业人员总量也首次出现下降，预计今后几年还将继续下降。同时，老年人口比重的上升加重了劳动年龄人口负担，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面临挑战。

据恒大集团首席经济学家任泽平分析，老龄化是全球普遍现象，但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更快。197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为19.3岁，这一数字在2015年升为37岁，而同一时间，美国、欧洲、日本、印度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分别为37.6、41.6、46.3、26.7岁。据任泽平预测，中国将于2023年前后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50年中国人口的年龄中位数将达50岁。

出生率下降的趋势和老龄化进程的加快，似乎预示着中国人口增长后劲不足，老龄人口比重却不断增加的态势，人口红利似乎正逐步减弱。“一方面是计划生育政策的驱动，另一方面是经济发展的影响，使中国老龄化来势汹汹。其中，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出生率降低，人们综合工作节奏、生活质量、生养成本等因素，过去‘多个孩子多双筷子’的观念转变，这是世界各国发展的规律，中国也正在经历这个过程。”张耀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同时，他表示，出生率下降确实会对经济发展带来挑战，“但不意味着人口红利消失，应该对人口红利有新的理解”。

挖掘现有劳动潜力

在1月21日的答记者问上，宁吉喆回应“人口红利消失”时提到，农民工规模仍在增长，而这部分人的充分就业依旧能释放人口红利。

城镇化发展解决了部分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劳动参与率有所提升。据宁吉喆介绍，9亿劳动年龄人口中有7亿多实现就业，但中国农民工仍然有2.88亿人，今年仍在增长。但在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有1亿已在城市就业的农民工，从农民变成市民，此外，随着中西部交通和基础设施改善，国内外投资的进入，农民工返乡创业，就地就近进入二三产业成为趋势。

“长期以来，农民工群体都是非正规就业，农民工无论是返乡创业还是市民化，都能提高他的有效工作时间，提高农民工的劳动参与率，其实是在挖掘既有劳动人口的潜力。”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主任、副研究员陈秋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而除了提升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老龄人口部分，劳动参与率也有提升的空间。蔡昉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假设把中国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劳动年龄人口规模可扩大8000余万，增加幅度为9.1%。此外，中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在45岁就开始下降，实际退休年龄远低于60岁。

此外，随着健康老龄化、幸福老龄化等提法的出现，对老年人退休生活的理解变得丰富。“随着医疗水平、教育水平的提升，很多人到了退休阶段还有工作意愿和能力，这是积极老龄化的一个现象，这意味着老年人不是直接进入养老阶段，而是可以凭借一技之长或者个人兴趣创造社会效益。”张耀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同时，他强调，延迟退休不是为了减少养老金的发放，而是为了提高劳动参与率，可以出台一些政策鼓励延迟退休，包括发放更高的养老金等，但一定要尊重个人意愿。

为应对劳动年龄人口持续下降的趋势，挖掘既有劳动人口的劳动参与空间只是途径之一，从宏观层面来看，中国正从高速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亦从一般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产业链中上游发展。这意味着提高人口素质成为人口数量红利减弱的关键应对之策，人口红利应转向人才红利阶段。

转向人才红利阶段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充足的劳动力为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提供了强大的助力，但中国不能只停留在“世界工厂”的角色。随着我国新成长劳动力供给结构变化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加快，高经济发展开始从向“人口红利”要效益转变为向“人才红利”要效益。

“近八九年来，中国的劳动力优势比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低，比如印度。优势削弱，迫使中国要进行经济转型，提升技术，提高生产力水平和效益，因此从长远看，应该从挖掘人口年龄结构红利转向人口素质红利。”张耀军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转向人口素质红利，意味着对人口不能再停留于“点人头”的阶段。“人才红利应该包括保障人发展的各方面，在面对人口数量红利消减的挑战时，应重视对教育、健康的投入。”陈秋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此外，中国经济要转型，人口老龄化，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恰是机遇。“如果劳动力规模继续增大，没有压力推动技术提升，依然是以劳动力密集型向前发展，不能适应技术转型和经济转轨的需要，反而更加麻烦。”张耀军进一步分析道。

老龄化对智能技术发展的倒逼作用在陈秋霖的一份研究中得到印证。该项分析表明，制造业因老龄化而面临的劳动力短缺，是人工智能技术需求的主要来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自2013年，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智能机器人市场。2016年，工业智能机器人总安装量比2015年增长27%。2016年，安装量占全球总安装量的三成，接近于欧洲和美国同年安装量的总和。此外，陈秋霖发现，在中国，人口老龄化进程越快的省份，机器人集成企业数也越多。

“人工智能的应用和人口老龄化呈正相关，而且从审计数据看，智能化生产的应用，特别在工业领域，确实支撑我们过去几年的经济增长。”陈秋霖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

陈秋霖向时代周报记者进一步分析道，当前的人工智能发展属于“诱致性创新”，即是由人口结构变化引致的结果，人工智能与劳动力之间是替代关系，这种替代关系是“补位式替代”。因此，人口老龄化、劳动人口下降是推动智能化创新的重要因素，“经济运作不是静态的，智能化应用本身就是诱致性创新，人口结构发生变化，国家、企业等所有参与者都会因这一事实进行相应的调节。”陈秋霖最后补充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