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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NO.026
对话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60S 要点速读：
1、当大型企业的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利差时，这些企业就会存在从银行贷款再借给其他企业的动机。但问题是，借贷并不是这些企业的核心业务，从而导致这类贷款的风险较高。
2、如果市场因为周期性衰退或市场条件的变化对企业前景的预期不佳，在股权融资的情况下，企业不必进行成本高昂的债务重组。
3、设计合理的税收可以提高（至少不妨碍）经济效率，刺激国内需求，解决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促进经济的公平发展。
4、中国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已经达成共识，但内需的增长必须以政府对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的增加为基础。
5、让税收和股权融资替代一部分债务融资，不仅有助于经济和金融系统稳定，还可以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缩小收入差距。
以下为专访精编：
“中国想要拉动内需，还是要来自于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如何看待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发展现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2008年以来，甚至更早些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债务扩张型增长模式驱动的，这导致中国的杠杆率在慢慢上升。
2007年，中国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值大概是152%，到了2017年，这一比值大概是257%，而同时期的美国杠杆率是152%。
在我看来，对中国过度依赖债务融资和杠杆率偏高的担忧是合理的，因为这种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这也是为什么必须寻找其他方式替代债务驱动型增长的原因。
在未来几年，中国各级政府均面临较高水平的公共支出，包括公共服务（教育和医疗）以及投资（基础设施和技术）支出，这些公共支出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国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的重要抓手。
中国在过去十多年的时间内，也一直在推进自己在增长模式上的经济改革，从制造业出口拉动增长模式转向内需拉动增长模式。想要拉动内需，还是要来自于公共和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
网易研究局·大师：债务驱动的经济增长模式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经济管理中最为重要的内容就是稀缺资源的分配。
从国外经验来看，债务的快速增长往往与泡沫（制造和维持泡沫）相联系，这些泡沫的形成是基于市场不理性的乐观情绪，使得风险评估更加困难。除此之外，从那些长期依赖债务驱动增长，抑或是债务增长过快的经济体来看，债务积压会导致资源错配，还会带来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
原因就在于，即使在一个有效的市场中，随着投资的增加，人们更倾向于选择高风险的项目。但通常情况下，当信贷投放加速时，风险评估的质量就会有所下降。监管者不堪重负，对不良贷款的审查也放松了。
网易研究局·大师：很多人认为，中国的大部分债务是家庭和公司企业方面的债务，所以并不需要特别担心杠杆率。您怎么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是有其道理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私人部门债务很容易转变成公共部门债务，考虑到中国企业债务中有大约60%属于国有企业债务，目前的杠杆率还是需要高度关注的。
好消息是，中国是一个有着高储蓄率、高增长率的国家，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有足够的资源和工具来应对债务危机并进行债务重组。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会担心，随着债务工具市场发行量的快速增加，承销标准会有所下降，从而更容易产生不良贷款。
在金融普惠性不充分的背景下，债务的增加还会加剧资源错配问题。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前，即使危机得到了管理，也会造成资源浪费。而且，管理债务危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是非常复杂的。总之，债务的快速积累会导致市场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开创坏的先例、对债务负有责任的人可以不用承担责任。
我给你举个例子，当大型企业的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存在利差时，这些企业就会存在从银行贷款再借给其他企业的动机。但问题是，借贷并不是这些企业的核心业务，从而导致这类贷款的风险较高。
“股权融资比债务融资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
网易研究局·大师：说到贷款业务，银行才是发放贷款的传统机构。那么，该如何做才能降低整个融资过程中的金融风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般来说，好的银行普遍都已经建立起完善的评估和监测贷款的机制。通常情况下，银行往往还受到监管系统严格的监管，如果出现不良贷款，银行不得不承担坏账损失。
但是，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让债务驱动模式拉动经济增长，上述机制并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执行。当然，有些银行本身也希望规避监管部门对资本金的强制性要求，因为这些银行想要通过发放更多贷款来获得更高收益。这是一种“单边押注”，如果出现不良贷款，政府、储户或债券持有人将承担损失。
如果银行未能说服监管部门放松监管力度，银行就会以各种方式绕过监管，实现监管套利。关于监管套利的风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次贷危机。
在资本市场上，债券融资通常不会像银行那样进行严格的审查和监控。特别是中小企业发行债券或证券化等复杂金融产品时，就不太容易监管了。美国次贷危机发生时，信用评级机构未能提供充足的风险评估，是有其内在原因的。
此外，点对点的互联网借贷曾被视作中小企业融资的一个重要替代渠道，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从理论上分析，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互联网借贷的体系并没有解决审查和监控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前面也提到，对于企业而言，还有一种融资工具可以代替债务融资，即通过股权融资实现规模扩张。您怎么看待这种融资方式呢？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资本市场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但企业仍然严重依赖债务融资这种间接融资方式。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需要加强制度框架的建设，以提高透明度和完善会计准则，使欺诈和虚假陈述的事件越来越少。统一资本市场财务报告标准和税务部门财务报告标准将进一步提高会计核算的质量。
股权融资比债务融资具有明显的比较优势。如果市场因为周期性衰退或市场条件的变化对企业前景的预期不佳，在股权融资的情况下，企业不必进行成本高昂的债务重组。当然，理论上企业利润应该分配给所有股东，但管理者和原股东往往有动机将利润转移到自己手里，这就会降低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只有建立并严格执行良好的规则和制度，才能增强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设计合理的税收可以解决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
网易研究局·大师：回到经济发展问题上，我们怎样做才能提高现阶段经济运行的效率？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中国经济规模尚小的阶段，经济试验和路线调整更容易进行。过去中国政府曾多次对银行系统进行干预以解决不良贷款的问题。但随着中国经济快速增长，对经济的管理也相应变得更加困难。
设计合理的税收可以提高（至少不妨碍）经济效率，刺激国内需求，解决中国经济的转型问题，促进经济的公平发展。特别是在地方政府层面，应该更多地依赖税收，而不是债务或土地出让金。对于私人部门而言，则要更多地依靠股权融资，这就要求健全资本市场，提高透明度并严格执行会计标准。
网易研究局·大师：请详细说一下，可以设计哪些税收？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第一，从未来发展来看， 最重要的税收恐怕要是碳税，因为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对地球生态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中国应该追求可持续增长，因为只有在环境可持续的基础上，经济增长才能持续。
碳税可以激励居民和企业（甚至包括地方政府和其他实体）减少碳排放，从而鼓励相关领域的创新和投资。同时，碳税还可以增加政府收入，为其他必要的公共投资以及医疗、教育支出提供资金支持。最终，国内需求得到刺激，推动经济从出口拉动转向内需拉动。
第二， 金融交易税 ，可以在带来可观财政收入的同时，减少金融工具的非生产性过度交易。
例如，对短期跨境资本流动征税有助于宏观经济的稳定。研究证明，跨境资本流动是引起亚洲和其他国家宏观经济不稳定的重要原因。
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改变了其对资本项目自由化的立场，建议国家实行资本项目管理。资本项目管理的核心工具就是对短期跨境资本的流入和流出征税。
第三，不动产税。导致中国不平等问题的一个相关因素是土地和房地产带来的财富增值，这部分财富来源于土地价格上涨，而不是个人勤奋和努力的结果。因此征税将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和减少不平等，但对经济效率的不利影响很小。而且，高额的不动产税会使得原本流向房地产的投资进入生产性投资领域。当然，政府必须高度关注税收的再分配效应，并对一些低收入人群免税。
第四， 资本利得和超额利得税。
与土地和房地产类似的是其他自然资源，自然资源应视为全民所有的国家资源，但有时候一部分群体获得了这些自然资源的使用权或开发权，甚至以远低于公允价值的价格获取。对于这部分超额利润，可以征收资本利得和超额利得税。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方式有何建议？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无论是对于资源分配还是融资模式，都不可以完全照搬照抄，要根据具体情况和发展阶段慎重决定。虽然发展模式不是短时间内可以马上确定的，但不恰当的资源分配和融资模式是很容易识别出来的。
比如美国在这方面的不足在于：私人部门消费过多、私人和公共部门投资太少、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医疗和研发方面的公共支出不足，以及目前政府支出过多依赖债务融资、债务积累水平不可持续等。
而中国现阶段的情况又完全不同，存在储蓄率偏高、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错配等问题。因此，转向内需拉动型增长模式已经达成共识，但内需的增长必须以政府对教育、医疗和住房支出的增加为基础。让税收和股权融资替代一部分债务融资，不仅有助于经济和金融系统稳定，还可以提高经济体系的效率，缩小收入差距，这将是中国延续40年改革继往开来的最优选择。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美国经济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校级教授。24岁时，本科毕业仅三年的斯蒂格利茨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在剑桥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69年,年仅26岁的格利茨被耶鲁大学聘为经济学正教授，三年后他被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这是一个经济学家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之一。他先后在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1979年获得约翰·克拉克奖，2001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重要贡献还帮助IPCC获得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他曾任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及主席，世界银行资深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及国际经济学协会主席。
他是世界上公共部门经济学领域最著名的专家，为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信息经济学的创立作出了重大贡献。他所倡导的一些前沿理论，如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已成为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标准工具。美国《名利场》杂志2015年1月号刊登了他的文章《中国世纪从2015开始》，引起全世界的关注和争论。近年来，斯蒂格利茨十分关心中国经济的改革和发展，对中国经济问题作了深入研究，结合他个人的经验，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参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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