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支行理性回归:退出1300家后又迎风口 监管或需松绑

（原标题：社区支行理性回归：退出1300家后又迎风口 监管或需松绑）

本报记者 黄斌 北京报道

导读

“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聚居区域；而很多人把‘社区’等同于居民小区，这样就很难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了，因为很多银行在撤并社区支行，为什么中央还要说发展社区银行。”

社区银行毫无征兆地迎来了风口。2018年12月21日，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以金融体系结构调整优化为重点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发展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

在业界目光聚焦于银行社区支行撤并潮涌之际，有关社区银行的这一表态出人意料。

“我们这边大概是2015年-2016年开始特别火，铺天盖地，雨后春笋般出现。火了没多长，发现没想的那么好，大概从2018年开始，就逐步压缩了。”近日，某股份行华中地区分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社区支行在其所在地区快速出现，但又快速遇冷，“去年单我们行就关了3家。”

国内对社区银行发展的关注始于且聚焦于社区支行。社区支行发端于2013年，是介于传统银行网点和自助网点之间的简易型网点，属于支行的一种特殊类型；通常设置在社区内，定位于服务周边居民，具有网点面积较小、金融服务种类相对单一、人员较少等特征。兴起之初，社区支行曾被业内人士看作抗衡互联网金融的着力点之一。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多位银行业人士均反馈，2014年-2016年社区支行曾迎来开设潮，但2017年以来新设速度明显放缓，且同期社区支行开启撤并潮。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1月10日，存量社区支行超6000家，已退出的社区支行数量则超过1300家。

“开始的时候大家一拥而上，提供的服务比较简单也比较同质化，在互联网的冲击下，成为银行的负担；一些机构的退出，也算是社区支行回归理性。”某股份行总行零售部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鉴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发展社区银行，有业内人士认为，社区支行可能再次迎来发展窗口期；亦有学者指出，社区银行不等于社区支行，且未来社区银行的发展或需监管在一定程度上松绑。

起落：退出1302家

社区银行（Community Bank）的概念源于美国，主要为小微企业及个人客户服务，贴近客户，代表性银行为美国富国银行。而国内银行业对社区银行的探索，则发端于民生银行。

2013年上半年，民生银行原董事长董文标提出金融便利店的概念，并豪言将在3年内开出1万家。随后，兴业、平安等多家银行纷纷跟进，启动了社区银行战略。

民生银行最初模式的要点包括：强调社区银行无柜台现金业务（一定程度上以此绕开了网点审批限制），通过派遣制员工、简陋装修迅速抢点，通过物业地产公司合作展开小区业务。其他银行亦大多模仿该模式。

但缺乏牌照、派遣制员工所暗含的风险，以及诸多银行的大规模跟进，引发监管担忧。2013年12月，银监会下发《中国银监会办公厅关于中小商业银行设立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有关事项的通知》，一方面通过简化行政审批流程，取消高管任职审批等方式简政放权，另一方面要求社区支行、小微支行持牌经营，且业务不得外包。

监管文件的下发，使得民生银行“3年1万家”的目标成为“泡影”。但彼时，社区支行所承载的打通金融“最后一公里”、“弯道超车”等希望，依旧让不少中小银行跃跃欲试。

监管部门并未严格框定社区支行的业务范围，从具体实践来看，社区支行主要开展理财产品销售、个人贷款、财富管理、缴费结算，同时还定期开展商户优惠、金融知识讲座等活动。但社区支行不能办理对公业务，也不能办理安全等级要求较高的人工现金业务，如现金开户、大额取现等，其他业务则可通过自助机具完成，如自助开卡、自助缴费、一定额度的转账汇款等。

“综合性网点规模比较大，运维成本比较高；社区支行面积小，有人员长期驻扎，跟居民有良好互动，有助于客户开发和深度营销；另外，考虑到很多人是上班族，工作日的白天没时间去银行，而周末或下班之后去就很方便。”前述股份行华中地区分行人士对记者如是总结当初该行设立社区支行时的考虑，在互联网冲击银行传统业务时，银行将社区支行视为增加客户黏性并留住客户的抓手，“那时经常会提到长尾理论，要通过社区支行去挖掘长尾上的80%客户”。

同时，为了吸引小区客户上门，社区银行通常会提供诸多便民服务，“我们摆上雨伞借给居民，留出让小孩写作业的地方，提供零食、急救箱、打气筒等，尽可能通过多方面的周到服务，与客户建立更深入的关系。”前述人士说。

对商业银行纷纷布局社区支行的原因，联讯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奇霖指出，主要是由于2013-2016年经济企稳和互联网金融的崛起，银行承压，因此将社区银行作为一个转型方向，纷纷下沉到社区挖掘客户，抢占“最后一公里”。

数据印证了彼时中小银行开办社区支行的热潮。

银保监会官网数据显示，2013年末，全国共有141家社区支行，但这个数字在2014年末一举跃升为2428家；2015年末又增至4365家；截至2019年1月10日，存量社区支行为6013家。

从结构来看，股份行是开设社区支行的主力。在6013家存量社区支行中，12家股份行开设的社区支行为3996家，占比66%；其中，民生、兴业和光大三家最多，分别拥有1324家、901家和565家，其余股份行的社区支行在数十家到数百家之间不等；浙商银行社区支行数则为零。

城商行中，北京银行、桂林银行和包商银行拥有最多社区支行，分别为226家、131家和112家，其余城商行社区银行数则均未破百。

转折发生在2017年。

银保监会数据显示：2017年末和2018年末，退出的社区支行数量分别为445家和1032家。此前，这一数据为0。

在退出机构中，股份行占大多数。截至2019年1月10日，12家股份行退出的社区支行数达到982家，在1302家总退出数量中占75%。

移动支付冲击与盈利难题

部分社区支行退出，原因之一是盈利问题。

前述股份行华中地区分行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所在区域社区支行的成本构成中，前期投入约80万，此后每年的运维成本（房租和人工）大约60万元，“其中房租是最大的支出。”

而在一线城市，这一数字则动辄过百万。

“大多数社区支行的‘标配’是2-3台ATM机，1-2个员工外加一名保安；跟传统网点相比，社区支行的成本只有三分之一左右。”北京某股份行总行零售部人士对记者表示，尽管社区支行较低的成本使得该行得以快速扩充网点，但社区支行在选址、客户服务等方面考虑不足，导致社区支行门可罗雀。

“当年大家多少有点‘跑马圈地’的意味，先开了再说，对附近网点的密度、选址、提供哪些服务，可能都缺乏周全的考虑；有些银行干脆把一些经营不善的网点直接转化为社区支行。”该人士续称，由于社区支行无法开展对公业务，“主要就是给个人开卡、卖理财，不能做现金和贷款业务，到网点来的客户本来就不多，来了想办的业务还办不了，久而久之，大家就不来了。”

李奇霖表示，社区银行主要是为解决银行服务半径不足的弱点而设立的，特点是面积小、硬件多、人员少，营业时间长（到20：00，一周7天），但是这些特点并没有形成足够的差异化和深度化的竞争优势，并且在线上支付和线上存储的趋势中逐渐失去作用了，以往购买理财产品，缴纳水电费等社区银行的核心业务现在都已经逐渐被线上平台替代。

部分银行权限下放不足，也是社区支行无法盈利的一个原因。

“社区支行的功能本来就比较单一，没有放贷款的权限；如果贷款需求没法得到满足，那就没法进一步与客户拉近关系。”前述股份行华中地区分行人士对记者表示，由于客户的金融需求较为综合，社区支行力有未逮，因此也“很难留住存款”。

但在受访人士看来，真正冲击社区银行业务的，是移动支付的盛行。

“移动支付让大家对现金的需求大大减少，社区支行ATM的使用率大大降低；移动支付还让客户可以在手机上就能完成理财产品的购买，减少了跟客户接触的机会；以前一家传统网点每天有三四百人进出，现在一天不到100个人，没人去银行网点，更没人去社区支行了。”前述某股份行华中地区分行人士说，“我们现在要么撤网点，要么减少租赁面积，这种时候往往先捡软的柿子捏，社区支行就先受到影响了。”

“之前我们以为是救命稻草，现在来看，反而是累赘。”该人士感慨道。

社区银行不等于社区支行

尽管出现退潮的势头，但社区支行作为网点的延伸，对银行而言价值犹存，只是需要进一步挖掘。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董希淼认为，社区支行需加大渠道协同，而非各自为政，“一是线上线下协同，通过线上为线下导流，比如搞抽奖活动，让居民到社区支行里领兑奖码兑换礼品；二是社区支行和普通网点协同，比如，社区支行不能办现金业务，但可以把贷款受理的环节留在社区银行。”

李奇霖认为，未来社区银行可以借助广泛的网点分布和深入居民社区的优势，借用互联网平台和外国银行的经验和思路，开展符合当地居民需求的各种活动，提供各种场景体验的社区服务。

其举例称，京东帮智慧社区店已突破“物流代收点”的初始概念，不仅可以提供家电、家居、家政的到家服务、智能健康产品的销售服务和房屋改造假装服务，还能提供智能家居体验服务。

“目前我们能盈利的社区支行，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选址，人流量本身就大；对于盈亏平衡的支行，我们也在考虑通过创造更多生活场景，增加客户粘性，比如去年P2P风险爆发较多的时候，我们加大开展金融知识讲座的力度，还有一些支行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安排儿童设施等。”前述某股份行总行零售部人士对记者表示，社区支行需要创建更综合的生态场景，但“这又对银行工作人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尽管国内对社区银行发展的关注始于且聚焦于社区支行，但实际上，社区银行的定义较社区支行更为宽广。

“社区银行和社区支行是两个概念。社区银行是一种银行类型，是一种规模比较小，以传统业务为主的中小型银行，而社区支行只是一种简易型网点。”董希淼解释称，目前银保监会并未对社区银行做明确定义并分类，但“没有分类也很正常，因为社区银行包括了好几类银行，规模比较小的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都可以算是社区银行。”

原央行行长周小川曾在2017年“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表示：“中国的社区银行是以农信社为代表的。”

社区银行概念外延的扩大，意味着社区银行的数量实际上非常庞大。

据李奇霖团队近期统计，截至2019年1月2日，以支行级别以下的分支网点作为社区银行的标准，包括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城市信用社和农村信用社的分理处、办事处、营业所、储蓄所、其他储蓄机构和邮储代理营业所，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持牌情况，截至2019年1月2日我国共有持牌社区银行59284家。

“实际上，民营银行、村镇银行也都可以算作社区银行。”董希淼认为，鼓励社区银行的发展，从监管层面上，是要降低中小银行的市场准入要求，拓宽其负债来源及资本补充的渠道，鼓励产品创新等，“最近说的永续债，对非上市中小银行是比较有利的”。

“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际上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要求是加强的，而对中小银行的监管则普遍在松绑，比如2018年3月，美国政府修改了多德弗兰克法案，降低了中小银行的监管要求。”董希淼说，“而我们现在就做反了。比如，前段时间监管对农商行、城商行异地非持牌机构的管理要求，就非常严格；这些银行在异地设立经营性机构应加强管理，但异地设立研发中心、呼叫中心、IT开发中心等非经营性机构，那是因为他们在当地招不到人才，所以只能设在大城市，而且非经营性机构风险并不大。”

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发展社区银行则带来了想象空间，而去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提法是“要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李奇霖因此认为，认为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可能将再次迎来加快批筹的窗口期。

“社区并不是一个严格界定的地理概念，既可以指一个省、一个市或一个县，也可以指城市或乡村居民的聚居区域；而很多人把‘社区’等同于居民小区，这样就很难理解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了，因为很多银行在撤并社区支行，为什么中央还要说发展。”董希淼认为需要扩大对社区银行的内涵理解范围，“要连着后半句‘推动城商行、农商行、农信社业务逐步回归本源’一起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