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多年来服务业变化:保姆收入增百倍 彩电仍卖千元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看，进入服务业为主的时代，经济增速下降是一个比较普遍的规律。

1月5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江小涓在“2019影响力峰会——预见未来”会议上作出上述表示。

中国正处于服务经济为主的时期。江小涓表示，2012年服务业成为中国经济中的第一大产业，2015年服务业的比重超过了50%。近几年来，服务业就业的比重和服务业增加值对GDP增加值的贡献都超过一半。

在此情况下，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中国是否也会进入到一个经济增速不可避免的下行阶段？

对此江小涓认为，与过去不同的情况是，当前正处于一个新的时代，科技在制造技术、传输技术之外，非常快地进入了服务技术，联通技术带给服务业发展新的变化。

传统服务业具低效高成本特征

江小涓在会议上表示，从国际经验看，当一国服务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超过一半以后，经济增长的速度是往下走的。

在江小涓看来，这是由两个共性因素所造成的：一是进入服务经济时代以后，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但传统上服务业是一个低效率、高成本的产业，会拉低整个经济增长的速度；第二个共性因素是，开始进入高速增长的经济体会通过外部技术引进获得很多的后发优势，经过30~40年的高速度之后，这个优势会明显减弱。

江小涓认为，传统服务业是一个很难使用高效率设备来从事生产的部门，和制造业的高效率相比，是一个生产效率更低下的产业。举例来说，像教育这样的行业，老师和师生需要面对面；文化艺术需要在现场来表演；医生需要和病人一对一服务；家政服务中一个服务员对一个家庭是多少年都不变的。与服务业的低效率相比，制造业的效率则能够成倍、成十倍、成百倍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服务业效率相对更低，但高成本的特征却十分明显。江小涓表示，不同的行业要求不同的劳动报酬，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相对于它所提供的服务，上升得非常快。

江小涓强调，尽管多年来技术持续进步，但主要服务于产品和实体经济，长期以来科技主体对服务业的关注度是不够的。

举例来说，1984年前后，一个家庭购买一台18英寸彩电大约需要1000元，而雇一个保姆每年的费用大约是500元，可以看出在那个时代，产业结构以制造业为主，服务的价格是比较低廉的。

而到了2018年，从网上促销的产品价格来看，32寸彩色的平板电视依然只要1000元左右，而雇一名保姆的费用大约是每年5万元，可以发现在产品价格基本保持不变的情况下，服务价格相对于以前取得了极大的增长。

江小涓表示，中国当前已经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的时期，但其实人们享受到的服务与之前变化不大。比如家政服务，某种程度上可能还比不上30年前的服务质量，但人们看到的电视机，产品升级换代了好多个档次。这能够很好地反映出服务价格的变化及其效率的特点。

技术创新可重构公共服务边界

“中国现在进入了服务经济为主的时期，我们是不是会遵循先行者的规律，进入到了一个经济增速不可避免的下行阶段？”江小涓在提出问题的同时表示，我们期待能有所不同，原因就在于我们进入一个新的时代，科技在制造技术、传输技术之外，非常快地进入了服务技术，联通技术带给服务业发展新的特征。

江小涓举例说，上世纪60年代之前，在电视通过卫星转播出现以前，一场职业体育比赛的观众就是数万人。而在卫星转播出现之后，现在一场顶级的欧冠赛事观众可能过亿人。同样是一场经典的体育比赛，此前服务的人群、联通的范围和现在已经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在有了先进的联通技术、数字技术的情况下，中国服务业发展具有巨大优势。因为联通技术是需要规模经济的。网络和数字时代大国的服务业可以首先依托国内市场快速发展，很多小众项目，哪怕只有1%甚至1‰人群感兴趣的服务，在中国都可以借规模经济达到商业运作的程度。

但光有规模经济和市场优势还不够，江小涓表示，需要以此为依托，实行更大规模的改革开放。比如有了高度联通的技术之后，政府和企业的边界需要重新划分。

“公共服务边界是会移动的。”江小涓认为，很多服务业成本非常高，公民需要享受的一些基本服务应当由政府来提供，如教育服务、医疗服务、文化服务。

以京剧为例，即使有政府惠民低票价补贴项目，它的票价也是从100元到800元，这个价格一定是低收入的老百姓所承受不起的。但如果有了网络互联技术以后，所有持有智能手机的用户，基本都可以免费获得大量极为丰富的文化服务。

江小涓表示，目前国内有很多大型体育场馆，正式比赛后多数时间都空闲着。这种情况下，一些商业机构开始积极发挥作用，他们把大中小场馆连接起来，组织起很多运动团体和个人，无间隙安排运动，根据需要来对场馆进行切分，往往不需要政府补贴，票价比政府补贴情况下定的更低，这就有利于吸引更多老百姓进入。

“所以资源高度联通以后，社会资源的分配方式也在发生变化，这是公共服务的边界在变。另外平台企业的治理功能也出现非常大的变化，现在平台不仅是一个企业单边市场、多边市场、而是形成了一个产业链，形成了触角非常广泛的产业圈。”江小涓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假如政府的监管能力暂时还跟不上的话，平台可以充当起局部市场的治理功能，发挥更多的作用，比如规则的制定以及准公共服务的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