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世锦：减税是必要的 但空间可能不大

2018年，在世界经济面临各种不确定背景下，中国经济取得了来之不易的成绩。展望2019年，中国经济大势将走向何方？供给侧改革重点和突破点在哪里？民企和国企关系如何进一步理顺？如何通过深化改革加快形成高标准市场经济？围绕这些问题，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了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刘世锦。

刘世锦也是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长期以来致力于经济理论和政策问题研究，主要涉及宏观经济、产业发展、经济体制改革等领域。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刘世锦表达了以下核心观点：

·中国经济总体上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

·在分化加剧、优胜劣汰的背景下，一部分企业日子不好过其实是一个常态，市场份额和利润会向行业内的头部企业集中。

·从传统的工业化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站到山顶上了，但从创新来讲，我们现在还在山脚下，得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即创新之山。

·扶持民营经济不是给它额外的优惠，应该是给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

·减税是必要的，但空间可能不大，更应重视国资转社保，减轻企业负担

·高水平的开放与国内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是相对应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稳定下来，增长质量是在提升的，人们的预期会逐步趋于稳定，人民币汇率还有一定的上升潜力。

刘世锦接受第一财经《首席对策》专访

以下是《首席对策》专访刘世锦实录：

中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向中速增长转换

第一财经： 2018年，全球资本市场起伏不定，全球经济因为贸易保护主义而笼罩阴影；中国经济尽管总体保持平稳，但也面临下行压力。展望2019年经济大势，您觉得我们应该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

刘世锦：对整个宏观经济的研判，我一直强调需要有一个分析框架，过去七八年时间，中国经济总体上由10%左右的高速增长转向未来的中速增长，在转换过程中，可以说是中高速增长，但将来转到位了，它就是中速增长。

从整个增长阶段转化过程看，2016年的三季度，大概是初步触底，但在这个触底过程中，我特别强调转换的逻辑，实际上是三个层面的转换：首先是需求结构。需求结构主要是一些重要的需求，包括房地产、基建和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比如煤炭、钢铁、建材等，它的历史需求峰值已经出现；二是供给侧有一个相应调整，就是去产能，去产能的标志就是PPI（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和工业企业利润都由长时间的低迷转为回升；再下来的问题就是要稳杠杆、去杠杆，这是我们需求结构、供给结构调整后的必然要求。当然，这两年关于稳杠杆、降杠杆的问题，有一些不同看法，这个过程确实比我们预想的要长，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杠杆率高背后的一系列体制和机制问题。

这些转换到位了以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也在变化。其实我们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有一个宏观经济模型，预测今年上半年经济还算稳定，下半年一定会有一个回落，为什么？因为主要是基建要减速，背后是地方债的风险控制。另外，房地产现在也逐步在调整，基建和房地产要找到新的长期均衡点，整个经济增长速度还会有一定幅度的回落。今后两年，考虑到还有两个翻番的目标要求，GDP增长速度有6.2%以上就可以了。2020年以后，中速增长平台的速度将会处在5%~6%之间，也可能上5%左右，这是一个大的态势。

第一财经：您曾经提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要解决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近些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什么样的变化趋势？其中体现了当前经济还存在哪些问题？应该如何去解决？

刘世锦：你前面那个问题我再补充一下，当增长速度有所回落，或中速增长平台有所下移后，企业日子好不好过？这实际上有几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是供给和需求结构要调整到位，最近几年去产能以后，像煤炭、钢铁等一些上游行业，前些年的日子很难过，这两年日子很好过，这首先是和去产能的调整相关的，其实就是在新的平台上达到供求平衡。当然这中间也有问题，就是上下游利润是不均衡的，说明这个市场资源流动还是有问题的。

除此之外，现在大多数行业，包括钢铁行业的企业，也是苦乐不均，为什么呢？因为它在分化，这段时间企业分化、重组、优胜劣汰，这个力度会加大，这也是最近相当多的企业感觉日子不好过的原因，包括民营企业，也包括一部分国有企业。从中国经济转型总体来讲，在优胜劣汰、分化加剧的背景下，一部分企业日子不好过其实是一个常态，可能明年或更长一段时间，这种状态还会延续。

你刚才讲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问题。从今后一段时间来讲，提高要素生产率主要可从两个方面着力。

一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要由过去爬高山转向填洼地。什么叫爬高山呢？就是过去很多年，我们能保持高速增长，是因为我们的需求潜力很大，但现在一些重要的需求已出现了历史峰值，换言之，我们已经占到了山顶上，回头一看，山底下的洼地还很多，很多地方还有很大的潜力，现在回头得填这些洼地。

这些洼地里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仍然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行政性垄断，市场准入不够，竞争不够，成本高、效率低。我们现在讲要给企业要降成本，五大基础性成本，包括能源、物流、通讯、土地、融资这五大基础性成本，现在还比较高，有些比美国还要高，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水平不到1万美元，美国5万多美元，为什么它的成本比我们还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相当多的领域还存在着行政性垄断，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就是创新问题，整个经济逐步要转向创新轨道。这件事情也不容易，特别是那些核心企业、领头的企业，怎么能够实际地推动创新。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创新的资源要聚集，形成一些区域性的创新中心。创新要以企业为主体，但企业为主体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比如知识产权保护，各种生产要素能够聚集起来，更重要的是预期问题，因为你要搞创新，你需要考虑3年、6年、9年、十几年以后的事。我们有一些企业，预期不稳，看不远，就搞一些短期的投机性活动。所以你要搞创新的话，一定要静下心来，有一个长远的打算，这就是我们最近特别强调的怎么能够有效地保护产权，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以后，中国创新就起来了，创新最终一定体现在提升生产率。从传统的工业化角度来讲，我们已经站到山顶上了，但从创新来讲，我们现在还在山脚下，得爬另外一座更高的山，就是创新之山，但首先你得填那个洼地，由于我们现在市场准入不够，要素难以流动，竞争不充分，仍然存在着很多低效率的洼地，要把它给填起来。

扶持民企不是给它额外优惠，而是公平环境

第一财经：去杠杆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调整，而需要经历金融结构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深刻变革。您认为在国内外政治经济环境都发生剧烈变化的情况下，去杠杆政策如何与稳经济增长相平衡？未来又如何避免去杠杆政策对民营企业带来“一刀切”的打击？

刘世锦：我们现在讲扶持民营经济，更准确地表述，应该是给民营企业一个正常的公平竞争的发展环境。扶持是不是要给它一些额外的优惠呢？我想民营企业要的其实不是这个东西，它要的就是一个公平的竞争，给它一个公平的待遇。上次中央开民营企业家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说，民营企业和民营企业家是我们自己人，这在民营企业家中引起很大反响。平等相待，平等获取各种资源，这对民营企业才是最重要的，并不是说得给民营企业又要吃偏饭。

我看最近各地都在鼓励民营企业发展，最终并不是用行政性的办法给它搞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而是要给它一个正常稳定法制化的发展环境。不论是民营经济、国有经济还是外资经济，更多的可能是混合经济，不同类型的企业，不论它出身如何，不论出资者是谁，最后都是企业，都应该享受平等发展的机会，这才是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目前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这是个老问题了，也是国际性难题。最近我们强调要提出一个政策目标，就是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的支持力度，应该和民营经济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相适应，银行体系对民营经济的信贷投放比重能不能达到50%？

最近有关部门提出了一些数量指标，社会上有一些议论，有人说是不是要用行政性的办法来达到这些目标，我想主要不是靠行政性办法，最重要的还得打通渠道，打通渠道的背后实际上是要改革的，是相当大幅度的、相当有深度的改革，为什么？因为民营经济中间相当一部分属于中小企业，你给它提供服务，需要一些专业化的金融机构和产品。现在一些大银行，虽然也设立了专门给中小企业贷款的部门，但它的业务重点、竞争优势、核心能力其实并不在这个方面。相反，你会看到另外一些机构，比如现在发达国家的一些社区银行，它们利用本地化的信息优势，专门给本地的中小企业服务。国内也有类似的金融机构，我们曾经调研过浙江台州的几家民营银行，这些年已经摸索出不少给中小微企业服务的专有技术和方法，坏账率很低，这一类金融机构，要通过放宽准入，让它们更多地涌现出来、发展起来。要培育这样一批专门为中小企业服务的、有专业化能力的金融机构和金融业态，使其能够更快得到发展。

第一财经：十九大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做大做强，从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在近期国企经济座谈会上也提出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所谓的“断其一指”您认为是哪一指？在实施过程当中又有什么样的阻碍？

刘世锦：国有企业的改革经过这么多年的探索，应该说思路大体上是清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由管企业向管资本转变，这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首先是要解决国有资本发挥作用的范围问题，主要还是适应国家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重点是要放在提供公共产品上。

再一点，要普遍地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也就是要建立现代公司制度的治理结构、治理方法。

再一个就是对国有企业的企业家，也得给他一个应有的待遇和发展环境。比如对民营企业家能否给像国企的企业家一样的政治待遇，对国有企业家能不能给像民营企业家一样的经济待遇？从而使国有企业家和民营企业家能够同台竞争。

另外，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以后重点不是鼓励做大，做大是结果，从政府政策来讲，应该主要是鼓励它做优做强，提升它的质量。在不同的行业，企业最优规模是不一样的，一些行业里面有所谓的隐形冠军，比如德国一些企业，它的规模并不大，但是百年老店，市场占有率很高，有些企业做优做强以后，但规模不一定要大，同样很有竞争力。

第一财经：如果想要缓解去杠杆引发的信用收缩的话，靠举债和货币放水发展似乎空间不大，有一种说法是要靠财政发力和进一步减税，您认为未来减税的空间还有多大？

刘世锦：减税的问题最近谈得比较多，从一些角度看确有必要，但可减的空间不是很大，因为现在政府的支出，包括民生支出是相当大的。减税还可能涉及到政府机构的调整，需要相应的改革相配合。目前企业负担比较重的一块是是五险一金。过去很长时间提的一个思路是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从逻辑上讲，现有的国有资本中，相当大一部分实际上是国有企业职工和全体人民的社保基金。把更大比重的国有资本转向社保基金，这个问题应该认真探讨，如果力度能够加大，把社保缺口补上，就能相应地调低企业上交比例，减轻它们的负担。

到底谁是创新中心，国家不能规定

第一财经：您前面提到全要素聚集以提高生产率的问题，区域协同发展和大都市圈的形成，是不是全要素聚集的体现？现在长三角一体化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您认为这对企业来说有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刘世锦：中国经济最近几年已经显示出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大都市圈加快发展，各种要素向大都市圈集中，特别是年轻人向大都市圈集中。看房价为什么在这些地方上涨？因为需求在上升。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大都市圈的聚集效应更强，全要素生产率更高。

从长三角来看，这个优势更为突出，但这里有几个问题要关注，一是在大都市圈发展过程中，一个是核心城市，比如上海是核心城市，周边还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城市，由于它的要素成本高了，产业布局要部署一些高附加价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而低端的服务业逐步要退出。这些城市一定要注意，房价不能过高，房价过高以后，你的成本也会提高，即使有些很有竞争力的产业，最后也不一定能够呆得住。

第二，大都市圈周边有广大的农村地区，最近讲乡村振兴战略，其实并不是所有的村庄都能振兴，怎么办？现在看来当务之急是把城乡之间的土地、人员、资金相互流动的通道要打通 ，打通后很多新的增长潜能就出来了，包括像基建、房地产发展的潜能都相当大。

第三，我想强调的就是创新问题，中国下一步逐步进入创新驱动轨道，但并不是所有企业、所有的地区都能够成为创新中心。所谓创新中心，或者叫创新型的城市，在一个国家也只是一部分城市。但谁能够成为创新中心？关键看谁能够把创新的要素吸引过来、聚集起来，这就是一个环境问题。国内来看，最近这几年比较突出的就是深圳、杭州，还有北京的中关村地区。但中国只有三个地方还不够，应该还有更多的创新中心，但花落何处，政府是不能规定的，也规定不了，要靠各地来竞争。中国几个大的都市圈，包括长三角地区，未来到底能不能成为全国的创新引擎、创新中心，这取决于对创新资源的吸引力到底如何，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

第一财经：您曾经提到，中国应该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双高目标。您认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从哪些方面着手？又面临哪些困难与挑战？

刘世锦：我以为下一步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应该建立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中国的市场经济这么多年发展还是相当快的，大的框架有了，产品市场基本上是市场化了，但要素市场只是半个市场，是一个较低水平或者较低标准、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下一步，我们必须要把它转变成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样才能和高质量发展相配套。

当然，要做这个转换，需要解决一些所谓焦点和难点问题，比如公平竞争问题，国资国企问题，产业政策问题，补贴问题，知识产权问题等。其实这些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和十九大都提出来了，我们都是要改革的，而且已经提出了改革的目标、重点和方向。也就是说，这些领域不是别人让我们改，而是我们自己主动要改。这些领域的改革能够取得突破性进展，把改革目标任务落到实处，中国就会在建立高标准市场经济方面迈出很大的步伐。

另一方面，高水平对外开放与国内高标准市场经济是相对应的，它是一个生态系统。你说你对外要高水平开放，国内却不是高标准的市场经济，这两者就不能相互匹配。还要重视改革的方法论问题，我们既要有顶层设计，也要强调基层试验。顶层设计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指方向，就是往东还是往西，方向不能错；二是划底线，就是什么事不能干，什么局面要避免。在这个前提之下，一些具体的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靠各地去试验，包括各级地方政府，也包括基层单位、企业、个人，大量地去试错，只有试出错的，才能找到对的。改革开放的具体办法，还是要通过大量的试错，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创造性，然后发现一些好的做法、好的机制，然后总结提升，在全国推广。

人民币汇率总体将保持稳定

第一财经：结合资本市场和宏观经济，您对于明年的人民币汇率和楼市怎么看？

刘世锦：总的判断，中国经济会逐步在中速增长的平台上转向高质量发展。在这一大格局下，汇率受贸易摩擦和预期影响，会有一定幅度的波动，但随着中速增长平台逐步趋稳，人们的预期也会稳定下来。汇率适度波动是常态，如果中国能够实现中速平台上的高质量发展，从中期来看，人民币汇率还有一定的上升潜力。

从楼市来看，房地产作为一个大的行业，历史需求峰值在若干年以前已经出现，高速增长期已经过去了。下一步房地产投资基本上是低速增长，如果出现零增长甚至负增长，也是正常的。如果有些地方存在房价泡沫，就像我们降杠杆一样，首先要把它稳住，然后逐步平稳地降下来，这无疑是一件很具挑战性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