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民企这一年：流动性风险下的自救与蜕变

（原标题：上市民企这一年：流动性风险下的自救与蜕变）

2018年，对国内许多民营企业家和民营上市公司而言，或许是一个值得铭记的年份。

这一年，随着宏观经济的周期波动和金融政策的调整，叠加中美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民营企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压力。

从融资端不通畅引发资金链紧绷，再到二级市场股价持续走低导致股东面临股权质押平仓危机，以东方园林（002310.SZ）、奥马电器（002668.SZ）等为典型代表的民营上市公司，一度面临生与死的抉择。

然而，面对又一个巨变的经济时代，不同民企在相似发展过程中，却选择了并不相同的方式面对危机。

有的激进求变继而踏上投机之路，有的故步自封终被市场所抛弃，有的坚守产业迎来生机，而更多的是在一片悲观之中获得来自地方国资部门的纾困，得到喘息之机。

违约潮的爆发

2018年前三季度，成为诸多上市民营企业债务违约集中爆发的主要时段。但在此之前，一些迹象的出现似乎早已草蛇灰线，而其中的标志性事件，被认为是东方园林5月的发债失利。

彼时，东方园林发布公告称，公司原拟在月中发行两个品种债券，计划募资10亿元，但最终的结果显示，其中一个品种仅募集到5000万元，另一个品种无实际发行规模，这意味着实际募资仅为计划的5%。

对整个环保乃至PPP行业来说，东方园林发债失利事件的出现，当时虽然引发极大关注，但对此后整个行业出现的债券集中违约风险，仍始料未及，直到持续有行业企业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和遭遇。

“对整个行业来说，2018年上半年最主要的一个词应该是‘焦虑’。据我了解，由于‘金融去杠杆’的影响，行业里很多企业都在尝试各种途径拼命找钱。”近日，北京一位PPP公司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上述PPP公司高管表示，由于整个行业一直存在融资难、融资成本高的问题，加上投资项目往往期限长，在过去融资宽松的时候还能够顺利地推进业务开展，但一旦出现融资收紧，问题也随之出现。

然而，债券违约的问题不仅出现在PPP行业，进入2018年第三季度后，更多民营上市公司成为了新的违约者。

9月25日，新光集团10亿元债券“17新光控股CP001”和“15新光01”同时出现实质性违约，而对于未能如约足额偿付的原因，新光集团解释为融资困难。

但这远非结束，在此后新光集团持续爆出债券违约消息，至12月1日时，公司累计已有7笔债务逾期，到期应兑付未兑付的本金及利息高达84.25亿元。

Wind资讯数据显示，自2018年年初至12月中旬，国内债券违约总规模高达1376亿元，涉及债券数量149只。与此相比，2017年同期两项数据分别仅为393亿元和50只，这意味着2018年与之相比，分别为2017年同期的3.5倍和3倍。

“正如大多数企业解释，债券违约潮高发的背后，总体原因是宏观经济步入周期，加上年初深入地执行‘金融去杠杆’政策，民企融资端出现紧缩，随之引发现金流减少、业务推进遇阻等连锁反应，企业出现流动性风险，进一步导致债券大幅违约。”北京一家大型机构的债券研究员说。

流动风险背后的众生相

诸多民营企业2018年集体出现债券违约潮的背后，除受到大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外，很大部分原因也多与企业过去数年的“大跃进式”投资和产业布局有关。

作为园林行业的明星企业，在过去的三年时间中，东方园林曾一度凭借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即“PPP”）的兴起，疯狂承揽项目，并以此实现了业务和品牌效益的双向增长。

财务数据显示，2015年至2017年，东方园林营业收入从53.81亿元增至152.2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则从6.02亿元增长至21.78亿元，均翻了两倍。

实际上以东方园林为代表的多家环保园林股，如蒙草生态等上市公司中，在没有出现债务违约之前，业绩在过去三年都实现了大幅上涨。

与东方园林等相比，奥马电器（002668.SZ）出现的危机，则更在于公司近年来持续布局的互联网金融等业务。

2015年1月，赵国栋从京东集团副总裁的职位上离开，加入钱包金服（北京）科技有限公司（下称“钱包金服”），同年底其通过受让股权的方式成为奥马电器控股股东，也拉开了这家原是国内最大ODM生产厂家的转型之路。

此后，赵国栋操盘的奥马电器在互金道路上越走越远，并在2016年涉足区块链，将业务转型进行得更为彻底。

然而，当时间来到2018年，受P2P行业出清影响，钱包金服出现兑付危机，并传导至奥马电器。

奥马电器透露，截至12月中旬，公司遭冻结或轮候冻结的银行账户达26个，被冻结资金总额累计达到6.90亿元，与此同时还面临多桩诉讼悬而未决。

债务违约进一步发展，是上市公司在二级市场股价的持续走低和各自大股东存在的股权质押面临极大的平仓风险。

中证登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10月中旬，A股有3478家上市公司共计办理了13.35万笔股权质押，其中，质押比例达到30%以上的有771家，在50%以上的则有144家，在70%以上的则有16家。

面对持续发酵的股权质押风险，地方政府、证监会乃至更高层级的监管部门随之接连出面，其中以深圳、北京海淀区等为代表的地方国资，以承接股权、债权，或设立纾困基金等多种方式，给出现资金危机的民企注入流动性。

随着监管“组合拳”的逐步落实，民营上市公司的流动性风险逐步得到不同程度化解。其中，一些上市公司通过获得纾困资金赢得了喘息的机会，一些上市公司大股东则最终选择了退出，将控股权转让给了地方国资或者产业资本。

Wind资讯不完全统计，2018年前11个月，A股有124家上市公司出现了控制权变更，国资入主则成为其中的最大看点。

“虽然问题没有得到全部解决，但至少给未来留下了喘息的机会和继续活下去的条件。作为公司来说，肯定会吸取教训，未来会更多地综合考虑产业与资本之间的关系。”12月24日，一位得到纾困资金支持的民营上市公司董事长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