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赵锡军：固定资产投资要重点关注高质量产能

（原标题：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未来要用市场力量激励每一位投资者）

针对新一年我国投资的发力方向，不久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发展现阶段投资需求潜力仍然巨大，要发挥投资关键作用，加大制造业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加大城际交通、物流、市政基础设施等投资力度，补齐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短板，加强自然灾害防治能力建设。

而2018年年内，一项反映中国经济及投资状况的重要指标——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的走势，吸引了各界的目光。2018年年初，固投增速曾连续多个月下降，就在各界普遍认为未来固定资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即将下降时，固投增速又出现了明显的“U型”反转。据国家统计局不久前公布的数据，2018年1~11月份，全国完成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9%，增速比1~10月份提高0.2个百分点，连续3个月呈回升态势。

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上行的趋势能否在新一年中继续持续？未来一个健康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应该包括哪些要素？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这些问题，专访了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副院长赵锡军。

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作用

NBD：我们注意到，2018年年内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一轮明显的“U字反转”。您认为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下滑停止并回升的原因何在？这样的走势2019年能否继续？

赵锡军：2018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这种触底反弹的态势，核心的原因还是跟经济走势,以及政策走势有密切关系。因为经济走势在上半年出现了一些回落，然后在政策层面，从7月份开始实际上就进行了一些调整。

进入下半年，政策调整的力度更加大了，特别是在7月31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六个稳”后。在这个“六个稳”的方针中，稳投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随后，政策层面也采取了很多措施，特别是在鼓励民间投资方面，有了一些实质性的措施，还有一些地方政府专门成立了纾困资金，来支持当地企业走出困顿。在这些措施的激励下，投资开始出现触底反弹的情况，这是政策作用的直接结果。

NBD：在政策层面继续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如何开拓促进固定投资的投融资新渠道？

赵锡军：从已经确定的目标来看，“三大攻坚战”中最大的一场攻坚战，就是化解重大风险。而这个“重大风险”主要指的还是金融风险，在化解风险的背景下，怎么稳投资，这是考验方方面面智慧和能力的一个重要课题。

在以往，我们的很多政策应该说是更多的体现为总量政策。虽然我们也有一些结构性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的精细程度和具体落实到位的程度并不明显。所以尽管有结构性的一些政策安排，但是仍然会出现我们经常所看到的一刀切的效果。

在现在这种新的要求之下，需要有更加细致的安排。仅有财政和货币方面一些政策层面的结构性安排是不够的，可能还要有更多其他方方面面的一些结构性安排，然后才能够把政策层面做得更细。哪些确实是有风险的领域，哪些是没有风险的领域，要理得很清楚。

有风险的，仍然还是要防控；但没有风险的、甚至是对“六个稳”有积极作用的，还是要积极的拓展。

当然，政府的结构性政策，不可能完全取代市场作用。因为只有市场作用，才能对微观主体有直接约束，也就是说，政府规划得再好，政策做得再细，也不可能关注到每一个个体、每一个企业和每个家庭。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怎么样来让每一个微观主体有冲力、活力，但是又不至于狂热而失去理性、或者说是不至于失去信心，这就需要市场来激励。

我们需要从微观层面发挥市场经济优胜劣汰作用，让市场力量来约束每一个消费者、投资者，让他能够理性地进行投资消费，同时又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和风险。

投资要重点关注高质量产能

NBD：我们注意到，近期学界对于2019年各级政府扩大赤字率以促进投资的讨论比较多。您认为这些政策一旦落实，对于固定资产投资和整体经济形势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锡军：笼统地来讲，如果不考虑政策后遗症的话，扩大财政赤字这些手段都可以做。

关键问题在于，如果这样做了，很可能又会形成过剩产能，结果又需要清理，就像我们现在做的去产能工作。不会有人愿意陷入传统循环，过去有一种观点就是只想到刺激投资，把投资提上来，也不管投资以后产能有没有效果，这些产能是经济结构调整中高质量的产能，还是传统的要淘汰的产能。

我认为要扩大投资，扩大资金来源，扩大各方面的债务负担的话，这些“扩大”的前提都必须是防控风险，所以我们需要用扩大投资、扩大赤字，来支持一些高质量项目，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不是说像以往那样，不管什么样的项目，把钱弄来了就投，而不顾风险。

NBD：民间投资的增长一直是整体投资增长中的重要环节，当前我们应如何对症下药，促进民间投资健康增长？

赵锡军：对于民间投资这一块，我个人觉得未来应该更多地扩大市场的约束作用，而不是扩大政府的支持，或者是政府的约束。原则上来讲，对于民营经济，政府管得越少，它的自由度越大，它的活力就越大，这是最基本的原则。

为什么说我们民营经济发展得那么快？因为它约束小、活力大。现在你给了它越来越多、方方面面的支持政策，无论是好的支持，还是坏的支持，无论是好的约束，还是坏的约束。表面上看它获得了低成本资金，获得了丰富的资金来源，获得了市场进入条件，但是这些东西是否是它竞争力提升的表现呢，这值得商榷。

我们有很多政策储备，这是事实，但如果大家都靠政策的话，政策是支撑不起的。因此，对于企业和资金来说，不能都指望政策，而不指望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