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东奔到西迁 中国流动人口呈现五大关键变化

（原标题：从东奔西迁移，流动人口正呈现五大关键变化，中国距离人口红利结束还有多远）

流动人口如何迁移，关系到经济发展方式的变革和人口红利能否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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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健委最新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8》（简称《报告》）显示，2010—2015年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年均增长约2%，与2010年之前的年均增长约12%相比，降幅较大。

与此同时，最近几年，虽然流动人口数量在下降，不过流动人口的教育水平持续提升。劳动力特别是农民工出现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回流的现象。

现象一：人口流动从增长到缓慢下滑

《报告》显示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流动人口政策调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84～2002年，逐步放开阶段。1984年开始，允许农民进入县城以下的城镇、集镇务工经商，公民身份管理和粮食供给体制的改革也方便了人口流动。20世纪90年代后，流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在这个阶段，人口流动政策有一定程度的放宽，但程度十分有限，且主要由中央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地方政府对于支持人口流动的积极性不高。

第二阶段，2003～2012年，公平理念的提出及贯彻阶段。进入21世纪，公平对待流动人口的理念在这一时期被提出并加以贯彻，相关政策发生了一系列重要的变化。2006年，国务院出台第一个关于农民工问题的系统性文件《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提出“公平对待、一视同仁”的基本原则。2012年5月，国务院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的基本公共服务有了制度保障。

第三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推进市民化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2014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年-2020年）》。随后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为农民工服务工作的意见》和《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解决流动人口问题的政策框架越发清晰，流动人口的获得感、幸福感日益增强。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破除阻碍人口流动的壁垒，促进市民化的发展，特别要求“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

在此过程中，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在经历长期快速增长后开始进入调整期，1990～2010年，流动人口规模以更快的速度增长，从1990年的2135万人增加至2010年的22143万人，年均增长约12%。但2010年以来至今，这段时期相对缓和，2010～2015年的流动人口增长速度明显下降，年均增长约2%。

尤其是从2015年开始，流动人口规模发展出现新的变化。全国流动人口规模从此前的持续上升转为缓慢下降，2015年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47亿人，比2014年下降了约600万人；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规模比2015年份减少了171万人,2017年继续减少了82万人。

现象二：人口从东部向中西部流动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市，人口从低效率产业向高效率产业、从低工资就业岗位向更高工资就业岗位转移，在微观上增进了抚养家庭的能力，在宏观上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

从资源区域配置的角度看，人口从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地区流动有利于区域产业协同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增长。人口从中西部向东部地区流动，能够充分发挥资本密集型或者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比较优势，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最近几年，我国劳动力，尤其是农民工有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劳动力伴随产业流动的过程也将会再次优化人力资本在区域间的配置，从而提高劳动生产力。

从产业配置的角度来看，人口从农业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有利于产业结构的优化，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从而有利于释放人口红利。1978年第一、二、三产业人均创造产值比例为1:7:5，而从业人员的比例为5:1:1。2017年年末，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7亿人。许多农民工在城市从事第二和第三产业。2016年，第一、二、三产业人均创造产值比例约为1:5:4，从业人员的比例为1:1:1.6，从业人员结构比1978年有明显改善，提高了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

现象三：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

从《报告》可以看出，流动人口数字虽然有所下降，但流动人口的素质却在升高。

《报告》中可以看出，流动人口的受教育水平持续提升。1982-2015年，我国流动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从5.6年升高至9.9年；1990-2010年初中教育程度人口占据流动人口的主体，比例均在40%以上；到2015年,高中及以上教育程度人口成为流动人口的主体，占45.3%。这意味着，流动人口教育结构的升级。

而在1982年，大专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极少，仅占1%；到2015年该比例已经大幅上升至23.3%，其中本科及以上教育程度的流动人口比例达到12%。

现象四：老年流动人口数量持续增长，儿童流动人口有所下降

《报告》显示，老年流动人口规模在2000年以后增长较快，从2000年的503万人增加至2015年的1304万人，年均增长6.6%。全国流动人口中老年流动人口的比例在2000～2015年间有小幅增加，2000年为4.9%，2015年为5.3%。

而流动儿童的快速增长始于20世纪90年代，从1990年的459万人增加至2000年的1982万人，增加了3倍以上；2000～2010年继续快速增加，2010年增加至3581万人，增幅高达40%以上，全国儿童中流动儿童的占比上升至12.8%。2015年的人口抽样调查结果表明流动儿童规模较2010年下降了155万人，降幅为4%，但全国儿童中流动儿童的占比基本保持不变。

现象五：留守儿童易出现情绪控制、自伤行为

2016年11月至2017年1月，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司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合作，在全国12个省（区、市）的27个县（区）组织开展贫困地区农村留守儿童健康服务需求评估调查。调查发现，祖父母辈是留守儿童的主要看护人，占90%以上，平均年龄59岁，小学及以下学历者占70%以上。由于文化程度低、年龄大，祖父母往往更多关注孩子的生理需求，忽视其情感需求。另外，多数学龄期留守儿童基本要靠自己料理日常生活，同时还要承担一部分家务和农活。

与农村非留守儿童相比，心理行为健康问题是当前留守儿童面临的突出健康问题，并且随着年龄增加问题更加突显。在3周岁以下和3-6周岁阶段，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心理行为几乎没有差异。在小学四年级和初中一年级阶段，相对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在情绪控制、注意力、社会适应能力、自伤行为风险等方面表现出更多问题。

从意外伤害看，留守儿童安全防护知识和技能均比较缺乏，较易发生伤害。调查地区农村儿童伤害发生（人次）率为10.0%，其中留守儿童为12.6%，高于非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男童伤害发生率高于女童，均高于非留守儿童。学龄阶段，年龄越大伤害发生率越高。

现象六：需释放劳动力，才能释放人口红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博士蔡昉认为，只有充分并有效利用丰富的劳动力，才能将合意的人口结构转化为人口红利，否则就会变成人口负担。中国通过一系列宏、微观改革实现了这一点。

首先，农村改革，特别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引入，解放了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改革提高了劳动力在部门间、地区间的流动性，特别是户口制度已经不再成为阻碍劳动力流动和人口迁徙的主要障碍。

第三，国企改革等措施减少了劳动力进入高生产率行业的限制。

第四，改革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并且重新配置了城市的劳动力资源。

最后，全球劳动分工，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扩张，极大地提高了总就业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