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经新逻辑|中国做对了渐进式改革 改得好还可高速增长40年

（原标题：中国做对了渐进式改革，改得好还可高速增长40年）

财经新逻辑NO.8

作者：刘业进，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编者按：刘业进教授是国内著名的演化经济学研究者。从演化的视角，刘教授认为，中国40年改革开放，选择了正确的渐进式改革方式。大范围的制度变迁，必须处理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匹配和融合过程。中国在渐进式改革中，有许多不错的过渡性安排，但是不能把这些过渡性安排当成最优，还需要继续改革。如果在土地、财税、公共服务、国有企业、对外开放、金融领域、户籍与城镇化方面改对，中国经济还可以在下一个40年继续以6-8%的速度增长。

改开40年，再谈中国做对了什么之二

中国做对了渐进式改革，改得好还可高速增长40年

首都对外经贸大学

过去的40年中国取得了伟大进步，中国经济以年均9%的增长率持续增长，如此速度在经济增长的跨国经验上非常罕见。根据经济史家麦迪逊的预测，到2030-2035年中国将成为总量上（非人均GDP）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中国改革开放不止步，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个预测是准确的。

中国取得的成绩虽然伟大，但我们仍然认为中国的经济增长符合新兴工业化的一般特征。

一、改革开放动因探寻

追问改革开放的动因并找寻到真正的动因，有利于从更根本更长远的角度理解改革开放。每当改革遇到困难、困惑和改革停滞的时候，是否正确理解了改革动因就具有决定性意义。

20世纪是一个真实制度实验的世纪。文化传统、民情、外族入侵和外族意识形态输出等各种偶然因素汇集交织，中国最终在20世纪中期其采纳了计划经济模式（政治、经济和社会自治各个维度），但是一个没有真实价格信号的经济系统无法解决理性经济计算问题以失败告终。这一制度变迁路径最终把中国推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事实上的制度多样性引发的制度竞争和群体选择（human cultural group selection）,在全球各文化群体的自然选择压力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质是经济社会危机驱动的制度学习和具有适应度优势制度扩散的产物。

二、渐进式改革做对了，但不能把过渡时期的安排当成最优

如果我现在把中国、俄罗斯和中东转型国家放在一起，转型方式可以分成ABC三大类。A类，“渐进改革”，这个大家都耳熟能详。B类， “大爆炸式”的“休克疗法”，C类，“保守主义”制度条件,它既包含渐进改革策略，又包含大爆炸改革的内容。如果满足A类条件，我们就可以观察到这个经济以5%到10%快速的增长；如果满足B类条件，我们就会观察到经济的衰退，甚至出现社会动乱。

A类转型满足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不完全照搬主流经济学的标准条件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主要就是私有化、价格自由化和市场化，但却出现了快速经济增长。第二，伴随着市场化的过程，内部规则不断扩张，外部规则不断收缩，这个内部规则讲的是市场参与主体自治的规则，讲的自由企业制度和私营经济中发育出来的规则，外部规则是讲的计划体制遗留下来那一套管制规则。第三，全面的对外开放以加入国际分工体系。由此极大的降低本国的学习成本。第四，改革策略上拒绝休克疗法和大爆炸，采取渐进的自下而上的，添新补旧的措施。如果我们按照以上条件，这样的转型会出现至少5%到10%的增长，且不会出现经济衰退和社会动乱。

历史经验一再表明，任何一个大规模的制度变迁，如果采取激进主义策略，通常会带来大衰退和混乱，无论是从市场体制过渡到计划体制还是相反。例如1949年中国建立新政权以后，头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俄罗斯1990年代实施的激进改革。更为久远的案例如1789年爆发的法国大革命——如果我们将其视为近代以来第一场激进策略的深刻经济社会变迁的话。为什么经济社会转型会存在这种现象。内在原因何在？在于大范围的制度变迁，必须处理好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匹配和融合过程。正式制度可以在几个月或者一年之内就可以建立起来，比如说一部宪法，或者是公司法这样的法律，但是非正式制度至少要两代人以上的学习过程。社会必须学习、接纳新规则，慢慢形成一种信念，所谓信念就是——人们关于什么是公正的、正当的一套意识形态。因此，要实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匹配，必须实现一种渐进式的改革。也就是波普尔所谓“渐进的社会工程”（piece meal engineering）。我们观察中国的改革过程可以刻画为：初始的制度安排、中间的制度安排和目标状态制度安排。任何大规模制度变迁都不可能完全平稳地从一个初始状态立刻过渡到目标状态，这是所谓的“大爆炸”式改革。为此我们提出三个命题：

命题1：改革事务分为改革内容和改革策略。改革策略/次序/程序维度：大爆炸、休克疗法、渐进改革，都是指改革策略；改革实质内容维度：涉及去集体化和去控制化、重新界定产权、恢复价格机制作为经济核算的核心机制。

命题2：渐进改革中经历过渡状态的制度安排仅当与过渡状态的非正式制度安排匹配时是“匹配良好的”或者有效的。过渡状态的制度安排不代表目标状态的制度安排，更不意味着永久性有效或最优。

命题3：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错配阻碍改革。如图1所示，如果非正式制度处于IIa,而正式制度处于Ib或者更进一步到Ic,就会出现正式制度超前而使改革趋于无效,出现经济衰退；如果非正式制度已经处于IIb，而正式制度迟迟停留在Ia，就会出现正式制度滞后而抑制经济增长。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询的是，渐进改革（A类）究竟好在哪里，可能的问题出在哪里？可以用保守主义和演化经济学的三个理论依据来回答，第一，“连续性假设”，一个社会从来都是连续的，一刀两断完全做不到。第二，在中长时间尺度上，正确是时间的函数。不断的试错，接纳有效的，摒弃无效的做法或制度安排，是真实的时间检验中确立改革路径。在改革策略上，用改进版本的囚徒困境博弈来说就是“赢定输移”（WSLS,win stay,lose shift）策略(M.A.诺瓦克，2013：59)。第三，对传统的尊重与创造性转化。无论是好的产生还是坏的传统，甚至要改革的对象——“计划经济传统”我们都要持有必要的审慎态度——一夜之间废除一项持续多年的制度经常引发经济和社会秩序混乱，但这种必要的审慎或者正视现实并不意味着赞同任何有缺陷的中间过渡状态的永久化。

这三点判断的矛头所指就是要表明，一个转型国家短时间内不可能通过大爆炸式的改革举措实现顺利转型。那么“渐进”——到底要渐进多久？保守估计是两代人，按照25年一代人计算，需要50年。如图1所示，蓝色代表正式制度的变迁，红的是非正式制度变迁，一般而言，非正式制度变迁相对较慢而正式制度的变迁较快，此二者之间有一个匹配过程，需要学习时间以实现融合。人们学习新制度的成本，就决定了必须有这么长的时间（两代人时间）。不能把“渐进中的过渡状态”，理解为“最优的制度形态”来坚持。林毅夫、张五常和张军这些经济学家的错误恰恰就在美化过渡状态的制度安排。他们认为事实上作为过渡状态的制度安排（国有企业垄断、双轨制、土地集体所有制、财政联邦制下的地方政府竞争）是最好的制度。这是错误的，这些过渡状态制度只是在过渡的状态是有效的、合法的。这正说明，非正式制度的转变是一个耗时费力的事情。

我们坚持过渡形态制度安排的有效性、合法性和必要性——同时我们也认为过渡形态的制度安排不具备永久合法性、有效性和必要性。随着非正式制度学习进程的完成，我们强调社会要进一步向标准条制度件迈进，这就是我说的这些前辈们经济学家们错在哪里，又对在哪里。

我们尤其不同意张五常经济学所坚持的所谓过渡形态制度是世界上最好制度的说法——按照张五常教授的说法，地方政府竞争是最好的制度。任何层级政府性质上是政府而不是企业。张五常所赞成的那些所谓最好的制度都是转型过程中的过渡形态——它们可能必须经过，以及在特定时间内的确是有效的。但是它们在性质上是一个过渡型制度安排，它们终将成为历史。国内也有不少研究土地制度的专家，把改革过渡阶段的农地集体所有制视为终极最优制度安排，也犯了把过渡目标过度完美化的错误。

三、改对了，中国经济还可以按6-8%增长40年

所谓“完全市场经济国家”正是改革的目标之一。从计划体制过渡到完全市场经济，大致要经过启动阶段、过渡阶段、目标状态三步走，一步跨不过去，就算跨过去了也代价惨重；但也不能跨到中间就不跨了，说我们的制度已经是“最好”了。向着标准制度条件或者说完全市场经济国家目标迈进，当前亟待推动如下领域的实质性改革：土地制度、企业制度、金融制度、公共服务部门、宏观经济领域，对外开放。

第一，土地确权和土地的真实市场交易。土地制度改革亟待突破既有制度安排的桎梏，一项不可交易的要素就不能发现其最佳用途。第二，财税制度改革，把“消失的消费者”恢复出来。我们需要通过透明的、有代表性的公共选择程序，极大的中国的税负水平，目标要达到GDP的35%以下。第三，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应当以救济为目的、以最低限度保障为限度建立公共服务均等化制度。第四，国有企业改革以整个经济建立自由企业制度为目标，重新启动国有企业民营化进程。第五，扩大对外开放，遵照对等公平的基本贸易规则更加紧密融入国际贸易和国际分工体系。尤其需要避免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重塑过程中被边缘化，如应该积极主动加入美日欧自贸易区谈判。第六，金融领域改革，以自由准入为目标，实现利率汇率的市场化改革，实行自由银行制度。第七，户籍制度和新型城镇化改革，要以市场机制为导向，以落实自由迁徙权利的宪法权利为目的，建立一个至下而上的，基于参与人同意的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过程。

改革开放历经40年，现在又进入一个徘徊和瓶颈阶段，面临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正在重新洗牌和重塑，对中国而言当前是一个抓住机遇推动制度变革的大好时机，如若出现重大决策失误则又可能陷入危机。

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是经济社会系统有效复杂性提高的过程，这一过程严格依赖于经济系统的信息基础扩大化、及其灵敏性提高。如何做到这一点？那就是旧体制下受到严格束缚的人，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束缚在单位里的城市居民，这些就是朱海就所说的“人的创造性才能的所有权”重新归回其人力资本主体，回到农民和市民自己手中，把农民和市民从土地和单位制下解放出来，这一切意味着私人部门的不断扩大和国有部门的收缩，这一过程伴随着内部规则不断发育扩大和传统国有部门收缩的过程（周业安，2000）。渐进改革，两代人过去了，再也不能“渐”而不“进”。唯一有效的办法是通过进一步的制度改革，收获制度改革红利，中国经济还能以6%-8%的速度增长下一个四十年，迈入中上收入国家水平。

财经新逻辑：用坚实的经济逻辑解释真实的世界。中国经济的美好未来建立在每一个网友的理性选择上。

参考文献

M.A.诺瓦克.超级合作者：利他主义、演化以及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成功[M].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R.H.科斯、王宁.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中信出版社，2013.

周其仁.改革的逻辑[M].中信出版社，2013.

张维迎.市场的逻辑[M].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张文燕.民营企业社会贡献继续加大[N].中华工商时报，2017.9.12

周业安.中国制度变迁的演进论解释[J].经济研究，2000.5

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M].上海远东出版社，2016.

I.M.Kirzner（1973）.Competi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黄亚生.“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M].中信出版社，2011.

巴瑞.诺顿,《中国发展经验的其特性和可复制性》，载于王新颖主编，《奇迹的建构：海外学者论中国模式》，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