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487
12月6日，第131期朗润格政论坛在北大国发院召开。主题是“从贫穷走向繁荣——中国经济增长40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部长陈昌盛认为，具备黏合型政治治理、开放型经济制度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富裕国家。中国想要真正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经济体和国家，就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打开可进入性和开放性，让社会更黏合、更稳定。
现场发言整理：
陈昌盛：综观目前世界上所有成功的发达经济体，或多或少都逃离不了西方式的民主体制，还没有一个典型的非西方式民主取得经济上所谓的成功。
这样的现象说明了什么？从目前来看，中国还没有真正富强起来，所以，要么认为中国是个例外，跟别人不一样也可以成功；要么认为中国也摆脱不了注定要失败的宿命，对这两个问题的判断，主导着我们对中国未来命运的分析。
如果换一个视角，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既不是例外，也不是宿命，我们还有没有出路？还有没有比我们观察到的西方民主更本质的因素在决定和影响经济增长。
很多华人经济学家在美国讲学的最大问题是举不出例子，理论很漂亮但举不出实例证明。有一句话说“中国人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这句话并不是说中国代表全球的未来，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中国有足够大的体量，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背后一定有很好的共性知识为全世界服务，我们也是带着这样的思考试图探究那两种主线条之外的线索。
简单的回顾一下这条线索，现在西方有很多解释实际、解释增长的理论，如果比较突出制度线条来看有三大线索：
第一条线索是经济体征发展每个国家差别不大，经济发展最终会促进民主主义形成.。
第二条线索是西方式民主能够更好地与市场经济匹配，更有利于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这种制度是保证经济增长，决定经济成功与否的根本性因素。
第三条线索加入了更本质的因素，包括社会准入、政治稳定性等。
我们研究的核心是，观察中国40年的发展历程，来判断中国究竟是不是个例外。过去的主流经济学，研究经济怎么起飞的很多，但是研究经济怎么降落的文献非常少，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在思考，是不是有一个更大的框架可以把这种起飞、降落、追赶的过程都能够包括进去，于是我们提出了这样一个相对来说概念性的框架。
我们的立足点是中国不是例外，中国也不用考虑宿命。我们研究了很多经济体的发展历史，有两个维度非常重要，一个是国家的政治治理形态，如果能够形成稳定的社会秩序，能够为促使社会达成共识采取一些行动，这样的国家治理就是有黏合度的，如果不能，就是冲突的。另外一个维度是，这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是否能让各类经济参与者都顺利地进入市场。只要这两条能够满足，经济增长就具备很好的条件。
我们基于这样的框架，分成两类重要的制度，一类叫做政治治理制度，一类是经济制度。先来界定一下政治治理制度和经济制度。
简单来说，政治治理是指国家运行中的政治权力的分配结构和运行机制。而经济制度主要指决定经济主体行为和激励的一系列制度安排，核心是人们自愿参与经济机会的可能性和便利程度。
我们想要论证的核心是，一个国家经济的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治理和经济制度这二者能否良性互动，具备黏合型政治治理、开放型经济制度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富裕国家。
所谓黏合型政治治理，是指在特定政治权力分配结构下，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秩序，能促进社会达成妥协和形成共识，并有效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形态。与之相反的是冲突型政治治理，即社会秩序得不到保障，难以促进社会达成妥协和形成共识，难以推动集体行动的政治治理形态。
再来说一下经济治理。
大家知道早期的模型说是资本积累，但是资本积累递减，按道理是越往后发展越慢，大概事实也是这样。后来，内生增长理论引入了人力资本和知识创新等因素，哪个国家创新最强、知识发展最前沿，这个国家增长就最快。为什么美国是世界知识增长创新最大的前沿，但经济不是增长最快的？后来有人讲知识本身的前沿很重要，经济的增长取决于知识扩散的规模和速度。如果政治制度上能够保证开放有三个效益，也就是所谓的规模效益、配置效益和扩散效益，就有利于这个技术的吸收。这里一个是后发国家有先天优势，一个是取决于它吸收技术的成本和效益。另外一个是对内对外开放，要促进要素竞争和市场配置。
那么，政治制度与经济治理或者经济制度之间究竟是怎么互动的呢？一方面刚才强调如果一个政治集团是黏合的，就能通过政治活动推动经济进入性提高，建立法律体系，用这种方法既达到稳定的目的，也使它自身利益集团的利益达到最大化，同时因为可进入性的进一步提高，又能提高执政者的合法性与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二者是互动的。
多峰和解下的政治竞争，是政治市场竞争的外部化；单峰无偏下的集团开放，是政治市场竞争的内部化。内部竞争更有效率还是外部竞争更有效率，取决于达成政治和解、促进一致行动的成本。谁的成本低，谁就更有利益促进经济发展。我们说中国故事伟大的实践背后一定有重要的理论，其实理论往往比实践远远落后，把研究的时间范围拉长一点会发现，中国经济增长的故事，其实就是政治治理结构从帝国瓦解后的多峰冲突逐渐走向多峰和解或者单峰无偏，经济治理逐渐从封闭受限走向开放的结果。
目前来看，对发展阶段低的国家，它的进入开放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为明显，开放性很好的话，增长速度会更快。但是对于收入已经比较高的国家来说，开放性领域不多了，这时候作用就下降。政治黏合度不管处在哪个阶段都很重要，国家治理结构是多峰还是单峰并不是持续增长的先决条件，关键看治理社会和解。美国有美国的模式，中国有中国方式，最后都能成长。我们中国不会例外。
中国想要真正成为现代化高收入经济体和国家，就要继续改革开放，继续打开可进入性和开放性，让社会更黏合更稳定。
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学术副院长王勇相关点评：
王勇：陈昌盛老师今天提出的这个理论，主要是从政治经济学这个角度，从政治领域、经济治理这两个维度的不同的组合，来看中国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好的经济增长，我受到非常多的启发。
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有没有特殊性”这个问题，我个人觉得有特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这几个方面：
首先，到目前为止，中国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同时经历4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这四个结构性过程哪一个拿出来说都不是唯一的，但是中国同时发生这四个过程。
第一个过程，过去40年，随着人均收入提高，经济结构从原来的农业发展到工业再转到服务业，这是一个结构性过程。
第二个过程，中国还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双轨制，现在还在路上。
第三个过程，开放过程，2001年11月11加入WTO，中国是贸易第一大国，资本项目开放仍然在讨论过程中，人民币的自由可兑换也是艰难的过程。
第四个过程，中国处在从原来的政治、外交、军事等方面的区域性大国向世界性强国崛起的过程中，一定会对现存的国际治理体系发生挑战。
中国是唯一一个同时经历这四个结构性过程的大国。所以我们考虑政府政策的作用时，包括怎么样考虑最优政治结构切换的时候复杂性就提高了，中国做决策的时候必须考虑大国效益及大国博弈。
第二，从结构角度来讲，我觉得中国存在着非常重要的结构，总体而言叫垂直结构。中国有上游产业，也有下游产业。下游基本上是竞争的，利用中国的比较优势，是经济增长非常快的地方。上游是一些关键产业，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核心部门还是国有控制和垄断，上游国企控制下游民营企业，这是垂直结构。
第三，对外贸易，特别是下游，主要是民营企业大量出口，有一个和国际市场交换的过程。下游产业的民营企业利用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和国际市场，快速扩张，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下游民营企业发展得越好，越需要更多上游的能源、金融、电力、通讯等资源，这些恰恰是国有企业垄断的，这样一来，上游的国有企业就越赚钱。
但是2007年后，国际金融危机，国有企业利润率下降很多，出现很多僵尸企业，越是上游产业，僵尸企业比重越高。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一来，下游民营企业面临的外需减少，内生出来对上游中间产品的需求减少，就会出现这样一个情况。我们讲进入性，我们下游基本上开放了，但是上游多大程度上要开放，有些是涉及国防安全必须控制。
另外一个，是不是可以倒逼改革，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水平，一些上游产业的中间产品价格比较高，下游民营企业的使用成本很高，就有可能遏制整个下游产业的发展。因此，有些上游产业似乎也应该回到进入开放，只有把上游部门开放引入更多竞争，上游生产力才能提高，生产的中间产品变的更加便宜，进而有利于下游民营企业降低成本，在国际市场更具竞争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帮助中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
（未经会议方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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