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8日,由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五周年庆典暨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在北京举行。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宏观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出席并发表演讲。他表示,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三大变化,第一,有利于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第二,体制改革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以下为演讲实录:
马晓河:尊敬的洪崎理事长,各位专家,各位理事,各位监事好,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未来中国经济下行风险因素在增加
先看三个图,这个图是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周期图,完成两个短周期之后,从2012年开始,27个季度是一条线,结论是中国经济增长已经从过去的快速下行进入到慢性下行通道,在这个下行通道中中国的经济周期已经消失,27季度没有周期,就一条线,这是很奇怪的。
再看出口,中国的出口也处于波动中下行。再看消费、投资,从2009年以来也是下行的。中国的特色是叫三驾马车加一个“赶车夫”,什么叫“赶车夫”?就是政府干预市场引起的经济变量变化。
今后中国经济走势怎么样?今后我认为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三大变化,第一有利于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第二,体制改革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这三大变化将使中国经济继续下降。
首先,国际有利于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转折性变化。
中国与主要大国间不适应或摩擦度加大。今后一段时间,发达体依然主导世界,这改变不了,新兴体在世界的地位会上升,中国的角色会从过去的追赶型向引领变化,但是大国不适应。为什么不适应?因为中国的体制跟这些大国体制不一样,有差异性。所以,中国要想向中心走,越向中心走,与大国间的摩擦越大。所以,中国的举国体制和人海战术带来的优势正在演变成劣势。因为这些大国害怕中国,害怕中国的举国体制,害怕中国的人海战术。中国一搞什么产业世界全玩完,别的国家干不了,没法干了。所以,现在好多大国正在远离中国,不跟你玩了,玩不过。 第二,中国来自两方面国际市场竞争压力会越来越大。一方面发达国家利用良好的国际环境吸引国际资本,同时高端制造环节技术创新竞争力提高和保护强度增加,对中国发展中高端产业形成高压效应。中低收入国家正在照搬中国模式。我们越宣扬中国模式在低端制造业领域,我们培养的竞争者对手越多,这将对中国替代作用越来越大,挤出效应在不断加大。
三,中美由合作共赢向竞争对抗强度越来越大。美国为了保护既得利益,加大对中国的不合作程度,转向全面立体多维对抗。中国与世界最大经济体从过去的低成本交易、合作获益转向摩擦争端、对抗竞争、高成本交易。世界足够大,两个大的共同体共同主导世界的格局,美国不愿意也不可能让你这么干。
四,国际贸易规则长期有利于中国出口的WTO正在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将会在以下4方面改变:1.不以市场导向政策和做法的不公平竞争将会改革;2.工业补贴和国企扭曲;3.强制技术转让;4.数字贸易保护主义。这种改革会对中国带来挑战。
同时,美日欧等发达国家正在着手推行“三零”协议,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这对中国带来了挑战。我们主张自由贸易,自由贸易来了,“三零”协议来了,对我们既有压力也有挑战。
从国内看,体制环境发生了变化,发展方式到了转变关口期。过去那种“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的环境已经不存在了,再想回到过去那种环境已经不现实了。
第二,新旧动能转换缓慢影响增长。从三驾马车和一个赶车夫来看,我们过去主要是靠投资打头,出口导向,现在看中国经济达到中上收入国家之后,经济增长再想靠投资又不灵了,公共领域投资饱和,中低端产业投资也出现饱和,而高端产业又进不去。所以,这时逼迫经济体向消费打头专向。韩国、日本当年都这样,到了中上等收入国家必须向消费打头转向。消费打头跟投资打头有个巨大特点,投资是快变量,少数人决策,集中见效,消费是人人决策,分散消费,渐进式见效。所以,一旦消费打头必然会下降,任何经济体都是这样的。尤其在中国,当前的由于制度供给不足,导致中国的消费动力不强,低收入人群没钱消费,中等收入人群有钱不敢消费,高收入人群不想消费。从供给侧看,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新兴产业发展虽然很快,但真正体现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很少。
第三,社会管理体制改革滞后影响增长。各级政府干预市场,干预微观经济活动,政府释放出的改革信号既碎片,又部门化,甚至不一致,导致国企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民企的信心空前下降,支撑经济的活力在哪里?
第四,社会结构矛盾的变化,橄榄型社会建立,受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影响制约。还有城乡二元体制很难破除,市民化的社会结构建立也受阻另外,需要消耗财富的老年人增长快于创造财富的年轻人。
第五,过去长期高速增长积累的矛盾到了爆发期,新的结构矛盾又在产生,比如金融风险、汇市、股市、债市波动发生共振。需要强调的是,社会各个阶层的诉求在增加,我们的制度供给难以满足,尤其是中产阶层,支撑中国经济创新、消费、稳定的中产阶层成长他们需要自我表达、自我决策、自我行动,但我们从上到下的纵向管理体制是习惯愿意为你表达,愿意替你做事,愿意替你服务,管理着越想加强社会管理,中产阶层越发不乐意,由此引起的摩擦会越来越大,我们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所以,我的结论是中国经济有增长,但是继续下降,我希望这种下降缓慢一些,也希望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能落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