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避免应对基因编辑婴儿事件的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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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师 NO.014
作者|黄有光(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网易研究局专栏作家)
中国学者贺建奎宣称成功利用基因编辑技术,让一对有抵抗艾滋病毒能力的双胞胎诞生,引起全球一片谴责之声。深圳南方科技大学生物系全体教授,通过校方官方微博发表联合声明:“作为当事人的同事,对此事件深感痛心。在法有禁止、伦理逾矩、安全性未经充分检验的情况下,贸然开展人类胚胎基因编辑的临床应用,严重违背了学术规范和道德伦理,生物系全体教授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
笔者支持全球性对这事件的指责。不过,也担心,这事件可能使包括基因疗法在内的基因工程的有利应用倒退多年。本文论述,我们对这类事件的看法与处理,应该采取利弊兼顾的中庸之道。
在绝大多数情形,一项技术、工具、发明、方法等的应用,有替人们带来利益的好处,也可能有一些危险。因此,我们需要法律、规则、伦理等来减低负作用与危险,力求科技的应用,大致会提高我们的预期福祉。贺建奎的错误是,“在法有禁止、伦理逾矩、安全性未经充分检验的情况下”,贸然行事;不在于利用基因编辑技术本身。笔者的这个看法,大概有争议性。
例如,据报道,近日记者走访深圳南方科技大学时,“有学生表示以基因改造方法预防疾病的先例一开,基因改造技术日后恐会蔓延至用作预防疾病以外的领域,到时酿成一发不可收拾的灾难。”有学生更坦言,“人类天生的基因本来就不应该有任何人为干涉”。笔者认为,这是过分保守的观点。根据这种“天然的东西不可以改变”的保守观点的逻辑,可以论证,我们的祖先,不可以走出森林,不可以进入农耕社会,更不可以进入工业社会。当然,牙齿坏了,不可以拔掉,不可以装假牙;不可以割掉发炎的盲肠;只可以用火发光,不可以用电灯;等等。这种保守思想,显然有问题。
我们要考虑弊,也要考虑利。面对不确定性,就应该在考虑各种利弊之下的长期预期福祉极大化。如果我们不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者,也要考虑他人的福祉,甚至是动物的福祉,虽然在权重上,未必能够做到伦理上理想的一对一。
对于像基因工程等可能有重大影响的事物,我们可能需要很谨慎,避免带来重大危害。不过,既然也有重大利益的一面,我们应该权衡利弊,不应该片面地完全排除任何人为改进。如果在考虑了所有影响后,还能够明显增加整体的预期福祉,则应该允许。
其实,在许多西方国家,在避免危险、保证人们甚至动物的安全与福祉上,虽然也明显有许多不足够的地方,但有些方面,例如在用动物做试验等限制上,已经是过分严格了,使许多长期而言,对人类与对动物都有利的试验不能进行。这一方面是因为,负责立法者,大致只强调避免失误的一面,却没有充分考虑因为限制太严而失去的可能得益的另外一面。
例如,六十多年前,已经发现大脑内有享乐中心,用微弱电流或其他方法刺激,会产生巨大的快感。但到现在,虽然有医疗上的应用,却还没有进行试验,制造出人人能够用来增加快乐的机器。这一方面是因为西方国家在动物方面的试验的限制都已经非常严,遑论人类?因此,笔者希望,中国在这方面,能够填补西方的不足,对人类做出比四大发明更加重大的贡献。
关于直接刺激大脑享乐中心与基因工程可能带来的福祉的大量提升,笔者会在喜马拉雅FM的一个‘黄有光的快乐经济学’的音频课多次讨论。这音频课前几天已经上线,而且初期有各种优惠。
其实,贺建奎事件,并不是立法不足的问题。有如上述,“法有禁止”。可能是实施上的一些问题,或个人的行为准则的问题。因此,笔者希望,在应对这事件方面,虽然我们应该设法减少不幸事件的发生,但在各种措施上,不但要考虑到对失误的避免,也要考虑到,过分严厉的限制,不但有其直接的成本(包括实施与遵守各方面),更加重要的是,它们也会造成一些有利机会的损失。这种损失,很难直接看到,往往被忽视。
2018年11月29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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