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主办的“迈向新时代的经济体制改革研讨会暨第十六届中国改革论坛”于2018年11月25日在北京举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发表了视频讲话，题目为《改革尚未有穷期 面临任务仍艰巨》。
吴敬琏称，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是现在还不是鼓掌欢呼、欢庆伟大成就的时候。因为我们面前还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努力去更好的完成。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我们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把目标和现在的成绩做一个比较，就会发现遗留的任务还非常的大。
例如，现在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等的分割的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试点化的状态；有很多新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做出了个依法治国的决定，现在看起来，这个决定执行也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吴敬琏认为，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面临的环境还相当的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的话，这些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以下为演讲实录：
吴敬琏：非常高兴来参加我们体改研究会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研讨会。用一个理论研讨会来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主意。我想讲两点意见：
第一，改革尚未有穷期，我们还要加强努力，推进改革。改革开放40年来，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是我觉得我们现在还不是停留在鼓掌欢呼、欢庆我们伟大成就的时候。因为我们面前还面临着非常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努力去更好的完成。
就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来说，我们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把目标和我们现在达到的程度做一个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遗留的任务还非常的大。
比如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经济改革或者说改革的重点，经济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得市场能够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的作用。这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呢？应该说跟党中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比如说统一市场，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等的分割的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试点化的状态。
开放，要求对所有的市场体系开放，但是现在对中国企业、外国企业、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还是往往分了三六九等，没有平等的全面开放。
竞争性，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中央和国务院，首先要求在新出台的政策要预先进行公平竞争审查，如果不合格，就不能出台。然后就要想推进到已有的政策，都要重新进行公平竞争审查，不合格就要取消，但是看看现实，实际上有很多新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
最近，因为考虑民企怎么能够平等的进入市场、能够平等取得资源，央行的负责同志又提出来，我们准备对国企实行竞争中性的原则，这个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我们查了查文献，OECD提出竞争中性的原则，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是我们长期在竞争问题上提留在一般的口头上，要跟OECD提出这八个领域如何贯彻竞争中性的原则，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对于执行竞争中性，就要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了。
最后一条就是有序，就是把市场交易放在秩序的基础上，放在规则的基础上，最大的规则就是法律，中共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做了个依法治国的决定，看起来这个决定执行也还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所以，我们不能满足于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我们面临的环境还相当的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的话，这些眼前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很难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怎么来推进改革呢？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岗位上的人，可以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推进改革。我们在座的恐怕要做理论工作的或者政策制定工作的，对我们来说，我们有一个想法，就是有一件事是能够做的，我用周其仁教授前一段时间写的一本书《中国做对了什么》，从我们走过的道路去总结经验教训，就可以为我们未来的工作指出方向，指出路径，就可以使得我们更加容易的避免原来的不足、缺点和错误。
最近，为了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改革历程，对80年代主要是80年代后期自己的经历，对于改革的目标，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思想演变，阅读了很多材料，做了反思，觉得真的还是可以温故而知新，得到一些新的启发。比如对改革目标的设定，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上半期，基本上是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上，这叫做提高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的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怎么增强活力呢？就是放权让利，说的极端一些就是架空所有权、增强经营权。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变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因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很浅，基本上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的，所以对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其实只有一些模糊的、感性的认识。到了80年代周期以后，我们这些学经济学的人重新学起了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有一批受到现代经济学学习的年轻人进入了改革研究的行列，所以就开始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
到了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接受了一个计划商品经济体系是三个部分组成的观点，这个所谓七五三点后来写进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这就是商品经济或者由计划商品经济有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是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是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这其实按照现代经济学来说，这就是说我们决定选择了2B模式，就是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
但是，根据这个设想推进的改革，后来碰到了一些困难，就是人们还是觉得完全的市场协调经济是做不到的，现在做不到，因为中国的条件，未来也很难做到，还是要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
持有这种意见的同志们，他也有一些变化，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退了一步，不说市场条件为辅，计划经济为主，而是叫做间接计划了，就是用间接计划来控制市场，市场再去引导企业。我们过去都认为这可能就是一种当时的环境下对市场经济婉转的表达，我自己就这么看。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不是这样的。虽然从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点来说，看起来像是市场经济了，问题是这个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这个市场是在国家掌控之下的。
根据当时的形势、情况，正好那个时候我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国务院写了一个报告，说应该引进日本、韩国式的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叫差别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用一套政策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扶植一些企业，抑制另外一些企业。用了各种政策手段，比如金融的、财政的以至于行政手段，去改变了市场，然后让经过改变了的市场，按照政府意图改变了的市场去引导企业。那么，按照经济学的原理来说，这就不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了，其实还是一个间接的计划在对市场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了，其实还是一个间接的计划在对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作用。
特别是现在回想这个问题，不光是一个历史的意义，比如最近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补短板，因为用了这么一套东西，那么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善就有一个预定的政府心目中的最好结构，然后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促进实现。而不是通过改革、通过市场化改革、通过市场的出清解决这个结构问题。当时在1987年政府用什么办法去调节市场呢？就是产业政策，这种产业政策是日本早期用的叫做选择性或者差别性产业政策。
我记得刘鹤同志在199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就说这种产业政策，就是这种差别性的产业政策必须转型，转型成为一个有利于强化竞争的和市场友好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功能性产业政策。1995年就提出来了，到现在并没有什么改变，而要改变它，不是说就事论事，说改变这个产业政策就解决了，是牵扯到建立一个市场体系，实现市场出清，奖优罚劣，优胜劣汰。所以，我们回望改革历史，非常细致的去分析我们在哪些方面有什么不足，有所失误，我们现在改革中就会做的更好。这起到一个温故而知新的作用。不但是我们经济学家，更多的历史学家，我们一块参加这个工作，虽然说的是过去，但还是非常有利于未来的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取得更大的成就。
本文来源：华尔街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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