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教授高西庆：社会责任终将与经济收益正相关

11月2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前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高西庆，在杜克长青企业家网络（GEN）第一期沙龙上，表达了对于中国企业如何担当社会和环境责任这一问题的看法。高西庆认为，长期来看，社会责任，与经济收益正相关。

以下为高西庆发言实录：

每一个企业家、每一个个人自己要做什么事，这一辈子要往哪个方向走，每个人之间不一样，每个人在自己各个历史阶段也都不一样。到我们这个年龄，我今年65岁了，常将不忘初心，那我的初心是什么呢？

在我20几岁的时候，最重要的初心就是吃饱饭。我们那个年代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就是这样。其实我做律师期间到今天，从80年代初到现在，我是78年的研究生，从那天到今天，我之前是宏观经济，领导逼着我学得法律，我就是觉得学法律吃不饱饭，我得学经济才能吃饱饭。

现在看当时的目标和今天真的不一样，经济的概念对越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还是一个相当直观就是赚钱。什么赚钱我就干什么，至于赚钱会影响别的人干什么？那不是我的事，那是政府的事。我赚钱影响别人的利益，政府就要出一个框架，不能越过，管我什么事？

这种想法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体会。我回国之后，80年代末、90年代初，刚开始搞资本市场、股票市场，股票市场成了这方面，只要赚钱什么都可以来。但是这期间有些外国公司来，证监会没有成立之前，我们不知道干什么，做一点咨询吧。带我们看一看中国的企业，90年代初带着哪些人到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看了很多的企业，回来之后很震惊，中国人之勤劳、中国人之聪明、中国人之爱钱，中国人之好赌都淋漓尽致。

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点我真的没有想到，我到了很多企业，人家会问这个企业什么是你最大的优势，其实我们最大的优势就一点，我们在太湖的港岔里面环保局找不到我们，所以我们成本比他们低。我说为什么？

因为我们可以污染排到水里没有人看见，堂而皇之告诉我们，老外都特震惊，眼睛瞪得老大。没问题啊，农民企业家说没问题。我以为是偶然的一个事情，后来连续发生三次之后，我的天啊。因为我在太湖里游过泳，把太湖弄坏了吗？真的是这样。

后面我开始关心这件事，在那个时期出了一批经济学的教授，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这四个人在那时候出了一系列的文章，在经济学文章里面从经济学的角度量化分析。他们用实证的方式分析法与经济学之间的概念，别的就不说。但是当时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所有公司治理更好的公司包括社会责任演化出来的，这些公司事实上他的价值也比别的公司价值要高。

这是我原来没有想到的，公司就看能不能赚钱。看是否能赚钱，靠什么来判断呢？在社会上所有的基金管理人投资人愿意不愿意投你的钱，后来他们做出大量实证的分析说明，全世界几千家上市公司里面，所有公司治理最好的公司机制上有很多的制约这些公司，他们拿出很多基金管理人去认，基金管理人说，平均他们原以为这儿多付10%—15%，这也是让我很吃惊。

在此之前，我的直观的想法是相反的。因为我在美国的时候学得很重要的案例，美国当时有一大批所谓股东基金主义者跑出去，80年代初我刚好在美国上学期间，一帮人说，到所有最大的公司里面，每一家公司买一张股票或者一百块钱之内的股票，买了之后干什么，要求参加董事会，IBM、可口可乐等等最有名的公司要求参加股东会。通常那些公司股东大会最多参加20人、十几个人，没有在上海得开一个大剧院去几千上万的人，或者像巴菲特一去好几万人，没有的。就是几十个人。

但这些人说我就一股我也要来参加，要求发言，发言什么呢？把不道德的投资拿出来。主要是指以色列和南非。以色列欺压巴基斯坦人民，南非种族隔离。我当时看了很多这样的案子，这个案子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每次到上面毫无疑问没权力管这件事。商业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律概念，我们要判断一个董事会是否合理，我只判断它是否是商业判断，商业判断是什么商业判断呢？是否给股东赚钱，当年就是这样的。

但是今天你再去看，从“四人帮”出来理论之后，一步一步到今天过了20、30年会发现，所谓社会责任和良好的公司治理，所谓有道德的投资，统统演变成了投资人要判断是否对你进行投资判据之一了，越来越多的是这样的。

现在我在中国企业看到很多，我们就是说说，为了领导听着高兴或者别人听着高兴，事实上没有这么回事，发现越来越多有这样的。但同样有越来越多的企业会说，我即使是比别人多麻烦了一点，按照道德应该做的事做，我也不吃亏，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需要大家充分考虑。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对外的一面，也有自己不可告人的一面，我们不是看不起人，我们人类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会骗人。

真的是这样吗？很多企业家就是骗人，当然是为了合理的经济人。最终你去看，长远来说，其实作为一个合理的经济人，背后会发现所谓道德、社会责任，其实是和经济上收益应该是正相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