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能解决延迟退休大妈大嫂的就业吗？

（原标题：市场能解决延迟退休大妈大嫂的就业吗？）

近日，学者董登新在《第一财经日报》撰文讨论城镇女职工延迟退休问题。他认为，城镇女职工50岁退休是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应该让这些城镇女职工延迟到60岁退休。他还认为，当前中国97%老年人依靠居家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异常短缺，“这一缺口至少需要5000万大嫂和大妈介入填补”，因而延迟退休后，城镇女职工50~59岁期间的就业与收入问题，是可以解决的。

能否通过“社区服务及养老服务岗位”来解决延退大妈大嫂们的就业与收入问题呢？对此需要分两步来考虑。首先，上述服务业是否需要那么多的劳动力？其次，如果确实需要，能否通过市场来加以满足，即5000万大妈大嫂能否在市场上找到满意的工作？

根据2015年所做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2015年，全国2.22亿60岁及以上的中国公民中，生活完全或部分无法自理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就有4063万。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预计将持续增长，到2020年增加到4200万，2030年增加到6168万。2015年，中国老年人口中，城镇老年人口占52.0%，即城镇中需要他人照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有2113万；如果2030年这一比例提高到62%，那上述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将增加到3824万，即比2015年增加1700多万。如果每个新增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一个大妈大嫂去看护，养老服务可以吸收1/3的延退大妈大嫂。加上其他社区服务的需要，应该说，董登新的“家庭工人”设想还是有一定依据的。

但如果把需要变成需求，即通过劳动力市场来提供养老服务，结论就大相径庭了。根据官方认可的数据，2016年，全国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数量为2542万。家政服务业可细分为母婴护理、养老看护、小时工及其他四类。2016年该业营业收入中，养老看护仅占16.3%，比2015年下降了1.4个百分点。因为缺少分类的从业人员数据，我只能假定家政服务业中各类从业人员的比重相当于其在营业收入中的比重。由此推算，2016年与养老服务有关的从业人员大约只有400多万。与2015年2100多万失能、半失能老人相比，养老看护业劳动者与服务对象之比是1比5；如果这一比例不变，到2030年，养老看护业只能新增350万劳动者，即只相当于5000万延退大妈大嫂的7%。

应该指出的是，就是这新增加的350万养老服务业岗位，延退大妈大嫂也未必一定能得到，她们必须与农民工竞争。与制造业、餐饮业相比，家政服务业一是收入高，根据赶集网2018年1~7月数据，目前全国平均薪资6900元；二是对年龄要求不严、从业人员可以在该行业从20多岁一直工作到退休年龄，因而成为女性农民工（包括许多青年女性农民工）看好的行业。现有家政服务业的从业人员中，农民工占大多数。

延退大妈大嫂应该如何面对农民工的竞争？董登新的解决方案是：“通过职业化资质培训，这些大妈大嫂就可以作为专业而熟练的‘家庭工人’，直接进入社区服务及养老服务岗位，获取不菲的高附加值工资”。

对上述设想，我有两点不同意见。

首先，“职业化资质培训”延退大妈大嫂可以参加，农民工同样可以参加，因而并非只有延退大妈大嫂才能成为“专业而熟练的‘家庭工人’”。

其次，发展养老看护业必须考虑作为服务对象的老人们的经济承受能力。2017年，中国共有离退休人员11026万，其中“执行企业制度”的有9460万。企业退休人员的月退休金多在5000元以下。以这样的收入水平，退休老人身体健康时，每周请小时工做几次家务，经济上没有问题；生重病时请看护人员临时照顾几个月，经济上也还能承受；如果退休者是失能、半失能老人，需要长期养老看护，那不要说每月支付相当于家政服务业平均薪资的6900元，就是打个对折，每月支付3500元，他们也无法承受，更不要说支付专业化“家庭工人”的“高附加值工资”了。

大妈大嫂要想在养老服务竞争中胜过农民工，可能性最大的是家庭养老。在家庭中，养老服务属于家务劳动，往往由子女免费提供。这种免费的服务，农民工无论如何是不会提供的。子女照顾失能、半失能父母会存在种种问题，某些活计子女可能干不动或不会干。我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是：失能、半失能父母的日常看护由子女辈的大妈大嫂承担；某些重体力劳动请小时工；某些需要专业技能的工作可以由专业化的社区家庭护理工作者承担，也可以由经过家庭护理工作者指导和培训后的子女承担。

根据2015年的第四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失能、半失能老人占老年人口的18.3%，如果按照官方口径，90%的老年人居家养老，7%的老年人社区养老，那么，失能、半失能老人中，5/6需要子女提供非市场化的养老服务。中国之所以会出现养老看护业劳动者与失能、半失能老人之比是1比5的局面，我认为与子女普遍提供的非市场化的养老看护有关。

学者唐钧曾指出，退休带孩子是社会劳动。等孩子到学龄，退休人员“可能就又将服务方向转向比自己更老的老人”；要为0~3岁的孩子与老人提供公共服务，费用恐怕远远超过现有退休金。因此，基于亲情让大妈大嫂带孙辈和照顾父母，可以降低相应服务的成本。尽管这类劳动没有进入劳动力市场，但它同样是社会正常运行所不可少的，因而也就谈不上“劳动力资源的巨大浪费”。

无偿看护父母的子女也要吃饭。如果大妈大嫂延退，那么，在50~59岁期间，她们就只能先顾自己的生计，这势必会影响到非市场化养老看护的供给。在讨论大妈大嫂延退时，这是一个必须考虑的因素。

随着老龄化的进展，失能、半失能老人数量在快速上升，养老看护费用的筹措成为普遍的难题。对此，发达国家的对策是向4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征税，国家用这笔税款来支付老年人市场化的晚年护理服务费用。德国20年前就已经这样做，英国则正在酝酿这样做。正在降成本的中国显然没有条件让养老服务完全市场化，而只能走非市场化与市场化并行的路。

据此，我认为，即使要让大妈大嫂延迟退休，也应该从鼓励生育和维持非市场养老看护的角度留有余地。即对那些达到原退休年龄、子女生育二孩或父母尚健在的大妈大嫂，允许她们按照原退休年龄退休，提前退休所需的养老金，由国家用于生育与照顾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经费拨付。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