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以供定需保证冬季气源供应 缓解环保压力需推动煤改气）
11月14日下午，北京市以接近6级的重度污染，迎来了2018年的取暖季。
和去年北京冬季频繁的蓝天不同，今年秋季之后，北京难见好的天气，尤其是入冬以来，京津冀地区的空气质量相较去年有差距。在取暖季到来之后，相关地区的燃煤情况将会更加突出，如何处理环境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成为摆在所有决策者面前的难题。
为了应对这种情况，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独家获悉，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开始制定新一轮“煤改气”“煤改电”的推进政策，其原因在于“对于今年的冬季天然气供给比较乐观”。无论这一政策在今年内还是明年下发，将会对环境问题的解决起到推动作用。”
“包括停工限产在内，煤改气或者改电的作用会很直接，很明显，今年冬天雾霾起来，就是因为不清洁的煤炭燃烧。”一位石油央企的人士告诉记者。数据也似乎支撑这一结论，去年，京津冀地区的平均霾日数同比减少了18.1天，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不过，今年的环保政策相比去年有明显的“松绑”。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相关地区较大的经济下行压力，今年减少停工和限产；另一方面在于，去年过于激进的煤改气，造成了冬季供暖用气的紧缺，今年煤改气进程有所放缓。
既然需要保证经济发展，不能采取一刀切的停工限产政策，那么在华北地区高耗能行业相对聚集的情况下，改善能源结构，使天然气等清洁能源的占比提高，成为了最现实的解决办法。
冬季供给乐观？
想要借由煤改气的重启，让环境问题得到解决，首先要明确的，就是冬季天然气供给即便是用气最高峰的月和日，也能保证居民供暖得到解决。
而在记者多方采访中发现，政府部门对于冬季供应的估计，要比企业内人士乐观一些。
此前，发改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兼新闻发言人孟玮表示，今年供暖季已落实资源超过1200亿立方米，按照去年京津冀地区的资源消费量来说，完全可以满足民生用气的需求。
对于需求的估计而言，发改委认为用气量足够的底气在于，今年实行严格的“以供定需”制度，供气方和用气方在供暖季之前签订的合同，要严格执行，超出的部分需要用气方各企业自行解决。
目前来看，记者在采访燃气企业、供气企业及国家相关部门人士的时候，这一原则得到了各方的确认，并都向记者表示，今年执行得“非常严格”。在增量需求以合同的形式得以确认的情况下，下游企业不会盲目扩张煤改气工程，上游企业得以有序调配自己的气源。
供给方面看，依据最新数据，今年前三季度，天然气产量115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6.3%；天然气进口量886亿立方米，同比增长37.6%；天然气表观消费量2017亿立方米，同比增长18.2%。
从这个数据可以看出，天然气产量的增幅远低于消费量，在陆上天然气进口增量有限的情况下，LNG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从过去的调峰能源，俨然成为供应的主体之一。
在北方仅有一座新投产LNG接收站的情况下，今年对于供给乐观的另外一个因素，就来自于管道互联互通工程的全部完成。“目前，全国十几个互联互通点的工程，已经全部完成验收。”一位央企人士告诉记者，“理论上，冬季可以实现每日3000万方的南气北送调配。”
也就是说，即便陆上的冬供最大依仗——中亚天然气在今年再次出现跟去年同样的问题，通过南气北送也可以极大缓解供给缺口，保证民生用气不断。
再加上气象部门预计，今年冬季大概率是一个暖冬，相关部门对于冬季用气情况的乐观估计，就顺理成章了。
不过，上述人士向记者表示，在企业视角而言，或许不能对冬季的情况过于自信。首先就在于，南气北送过来的天然气，价格几乎翻倍。
在此前记者对于一些南气北送地区——河南的气价采访中，用气企业告诉记者，来自南方的气，要比此前北方的天然气贵了一倍，超过4元/立方米，很多单位用不起这些天然气。“气价太过昂贵，气送来会不会用要打个问号。”该企业人士告诉记者。
第二个原因在于，中亚进口气依然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能否保证今冬的稳定供应，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然而，就算上述担心全部得到化解，在供给稳定，需求可控的情况下，推行煤改气依然有着和去年一样待解决的困境。
亟待统筹调配
时钟拨回到去年，全国大范围出现用气紧张的情况，而煤改气的供需错配，成为了“气荒”的原因之一。
煤改气的大干快上，原本河北省下达的计划是居民煤改气180万户，锅炉煤改气4500蒸吨。但实际情况是，居民煤改气预计完成260万户，锅炉改造11700蒸吨。
一省的供给出现紧张，连带整个中国天然气供给系统出现难题。高峰时期，每个地方政府都跟中石油发文，要求保证供应，但对于供气企业来说，中亚天然气短缺，储备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亦难满足各地的要求。
一位业内专家告诉记者，上述情况的出现，根本原因在于供气企业和消费企业之间、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导致一份红头文件发下来之后，各自为政，出现问题就相互推诿，难以形成有效的执行能力。
“从全国的统计数字来看，确实，今年的供给形势比较乐观，需求方面的控制也很好。”他说，“但是，供气企业不是跟政府签合同，是跟一个个大小不一的企业签合同，具体的情况非常复杂。”
同时，各企业内部都有分地区且是独立核算的天然气销售公司，不同的公司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也会一定程度上脱离实际供给情况签订合同；不同地区的政府，也会为了提前快速完成煤改气的任务，下达不切实际的指令。
也是因此，他认为，需要国家出面牵头，成立一个跨政府部门、跨地方政府和跨企业的领导小组。以京津冀地区为例，把各有关单位的人员召集起来，以领导小组的形式推进煤改气，统一调配供给和需求，才能在煤改气的推进过程中，实现有序且高效的执行。
“能源结构的改变，不是几家企业就能完成的事情，中央各部门，各级地方政府，加上企业协力，才能实现通过能源升级改变环境污染。”他说，“没有一个统一且能够协调的小组出面，这个事情涉及到的方面太多，再度推行煤改气，还会容易出现去年那样的乱象。”
纵观中国能源和环境治理的历史，还没有出现过一个类似的领导小组，也就是说，并没有管理结构上的先例可供参考。
在环境问题矛盾突出的当下，改善能源结构作为最重要的经济与环境问题解决方案，需要更高角度、更大范围和更深层次的考量，也考验着决策者改革创新的意愿和能力。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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