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重视学前教育无法扭转低迷生育率

（原标题：不重视学前教育无法扭转低迷生育率）

（图片来源：全景视觉）

有两则数据结合来看，正好是因果关系，虽然只是原因之一。这两则数据分别是：其一，北师大学前教育部学前教育研究所副教授李敏谊在一次会议上介绍，挪威政府每年将GDP的2%投入幼儿教育（在挪威指0-6岁儿童），而中国，据2016年的数据，学前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不到0.3%（在中国指3-6岁儿童）。其二，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为1723万人。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曾在其主编的书中预测，全面两孩政策实施以后，2017年出生人口最低为2023.2万人。两者相差了300万人。到今年10月29日“全面两孩”政策落地已整整三年。

学前教育领域的供给不足、质量不高只是压制生育意愿的原因之一，但也是相当重要的一个原因。不重视学前教育，必然无法扭转低迷生育率。

中国对学前教育的欠账很多，学前教育的供给和人们对它的需求之间，一直存在巨大的缺口。“全面二孩”的实施让矛盾更加尖锐。这些年国家有所发力，从2010年的学前教育“国十条”，到学前教育三年行动计划（2017年开始的第三期），以及党的十九大报告前所未有地提出“幼有所育”，都可以看作是国家对这种矛盾的正视。在政策的作用下，2018年的一大变化是，越来越多的民办幼儿园获得财政补贴，降低保育费，变成普惠园，家长的经济负担切实减轻。

但也应该看到，学前教育供给量少质低的现状依然没有得到改变。沸腾一时的携程亲子园和北京红黄蓝幼儿园虐童案过去一年之后，类似的事件仍时有发生。如何改善这种状况？我们一方面呼吁扩大学前教育经费的支出，高福利国家瑞典的支出比例不一定适合中国国情，但可以尽量多一些，有钱毕竟好办事。另一方面，要把有限的经费用在刀刃上。

根据李敏谊的调研，挪威有大量小规模幼儿园，幼儿园将80%的经费用于支付教师工资，20%用于校舍运营。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师资的重视。反观中国，很多教育官员及幼儿园经营者，对硬件的重视大于对软件的重视，大量教育经费用于钢筋水泥，而不是用于提升教师队伍的质量。结果是，幼师队伍常年数量不足、素质不高、待遇偏低，形成恶性循环。这是亟待扭转的一个观念，不是口头上的扭转，而是切实认识到师资的重要性，内化于心，付诸于行。唯有将对师资的重视推动为社会共识，在实际行动中把提高幼师准入门槛、保障幼师尊严与待遇作为首要任务，才有可能改善学前教育粗糙发展的现状。

如果这个理念深植于心，对幼儿园资质的审批标准也可以更加灵活。现在很多小规模民办幼儿园，甚至家庭园，拥有相当有爱心、有专业能力的教师队伍，却因为场地不合格而无法获得资质。其实，只要场地安全能被保障，对于面积大小或硬件好坏不用太拘泥，这样才能吸引更多有愿力的社会资源为学前教育提供供给。

另外，在落实政策过程中还要防止搞“形式主义”。比如有的普惠园，保育费降了，但师生比也减少了，不是多收孩子，就是减少老师。有的幼儿园通过把原先课内的内容变成课外的内容来降低运营成本。“降价降质”定非政策本意。这与教育部今年9月推动中小学托管至5点放学，但实施过程中却出现各种问题类似。有的学校“托管”即“放羊”，连老师都建议家长“最好别参加”。对于这种为了完成任务而提供的“低质托管”，家长纷纷用脚投票，校外托管班不仅没关门，还依旧火爆。

很多发达国家的学前教育覆盖对象是0-6岁孩子，但在中国，0-3岁托育阶段一直是空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之后，加强0-3岁托育阶段的财政投入也为舆论所呼吁。的确，从婴儿出生到幼儿园入园这段时期的抚育负担，是育龄夫妇不愿意生育的很重要的原因，对于家庭来说，生育成本太高。

对老龄化社会的忧患倒逼生育政策的改革，生育政策的改革倒逼对学前教育投入的加强。但是，如果不从以钢筋水泥为本转变到以人为本，如果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的落实政策，学前教育领域的生态不会有改观。在学前教育供给昂贵、稀缺、粗放的现状下，生育率难以回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