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商行11年资产增速超20%领跑行业

（原标题：城商行11年资产增速超20%领跑行业）

长江商报消息 跨区域破解同质化，借力资本转型突围加速

□本报记者 但慧芳

脱胎于地方金融机构城市信用社的城商行，似乎从出生开始，在金融行业就有着天然的瓶颈和“劣势”。

然而，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城商行凭借不断的提质增效、转型创新，整体实力迅速增强，已成为我国多层次金融体系中举足轻重的重要组成部分，被称为银行业的“第三梯队”。

根据银监会发布的《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情况表》显示，截至2018年9月末，我国134家城商行资产总额33.09万亿元，总负债30.68万亿。资产规模为1995年城商行诞生之时的73倍，占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比例上升至12.9%。

2006到2016年，城商行11年间资产年增速年均在20%以上，在各类银行中规模增速最快，远高于银行业整体水平。

“当前城商行‘内忧外患’的情况依然明显，转型发展迫在眉睫。”近日，一资深银行业分析师对长江商报记者表示，“城商行需要立足本土、实行差异化和特色化战略定位；做好对公业务、发力零售业务；拥抱互联网金融、推进数字化变革。此外，还要积极应对不良“双升”的风险压力，提高金融风险防控能力。”

地方群众性合作金融组织

开启股份制改革

城商行这一有着浓郁改革气息、鲜明改革特色的金融机构，发展历史并不算长。

1995年，基于上一年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入，国务院颁布《国务院关于组建城市合作银行的通知》（国发[1995]25号），要求在城市信用社改制的基础上组建城市合作银行。1995年6月，全国第一家城商行——深圳市城市合作银行（现为平安银行）成立。此后，全国各地相继成立城市合作银行。3年后，经国务院同意，中国人民银行与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文，将“XX城市合作银行”名称变更为“XX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同时可以使用简化名称“XX市商业银行”。

组建初期，原有的城市信用社财务上留存的巨额不良资产和资本金的严重不足等历史问题，困扰着城商行的发展。

2000年以后，在银监会的积极推动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通过置换、剥离不良资产以及政府注资等多种方式，城市商业银行的历史风险得到有效化解，风险状况得到改善。

基于对风险的控制，城商行成立后受到较多的审慎性政策约束，例如，在经营区域范围限定同城市区；在业务范围限定传统业务等。城商行的业务定位也明确为当地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支持、为地方经济搭桥铺路的地方股份制银行。

但这些限制很快就让发展中的城商行遇到了诸多瓶颈。

“历史包袱沉重、造血功能缺失、经营区域受限。”上海银行总行计划财务部副总经理张吉光曾撰文指出这一段发展历程，“仅靠留存盈利来补充资本金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地域限制不利于城商行分散风险、不利于城商行化解不良资产、不利于城商行的业务和产品创新、也不利于创造公平竞争的金融环境。”

2002年，人民银行鼓励城市商业银行实施增资扩股，逐步规范城市商业银行的股权结构。2004年11月中国银监会发布了《城市商业银行监管与发展纲要》，明确了城市商业银行的发展方向是重组改造和联合，并允许达到监管要求的城市商业银行跨地区发展。

2005年12月，安徽徽商银行成立，由6家城市商业银行和7家城市信用社合并组建，成为全国第一家由省内地方金融机构重组而成的城市商业银行。

2006年4月，上海银行宁波分行成立，成为全国第一家跨省经营的城市商业银行。随后，越来越多的城市商业银行加入到跨地区发展的行列中。同年，南京银行以18%的比例入股日照市商业银行成为第一大股东，成功实现通过参股模式跨区域经营。有统计显示，到2010年，全国几乎有1/3的城商行跨区域开设分行，所设分行数量超过130家。

搭上资本快车 “万亿级”城商行出现

消化不良资产、改造股权结构、引入股东增资扩股、进行跨区域发展，这一系列改革实施后，一些城商行很快摆脱历史痼疾，迎来发展的“小阳春”。

长江商报记者梳理统计数据发现，到2006年末，城商行总资产2.59万亿元，占银行业金融机构比例为5.9%；全国114家城商行全年实现利润136亿元。资产总额较1995年的0.45万亿元增长475.56%；净利润较1996年42.8亿增长217.76%。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指出，随着中国金融业改革步伐的不断加快，当时已基本搭建起现代商业银行的运行框架的城商行，从“生存”迈向“发展”。面临资本充足率不足并需要持续补充的状况，而发行上市则可以成为城商行提高资本充足率、增强抗风险能力、优化资产负债结构、建立持续补充资本机制、完善治理结构的有效途径和便捷手段。

上市成为城商行发展过程中继去不良、跨区域之后的又一大主旋律。

2007年，乘着彼时国有大行和全国性股份制银行IPO的东风，不少城商行都积极递交上市申请，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和北京银行3家银行成为城商行A股上市的“先行者”。

效果是显而易见的，三家城商行自上市以来，总资产、营业收入、净利润和资本充足率等领跑全国100多家城商行。上市5年即实现了总资产的平均增长近3倍、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平均增长超过3倍的好成绩。

对上市需求有着强烈渴望的城商行，在面对2007年以后A股对中小银行股上市迟迟未开放的现实困境，纷纷转战H股，到港股市场“拥抱资本”。2013年，重庆银行、徽商银行开启城商行港股上市的先河，此后，每年都有城商行在香港上市的历史。

同时，等了8年的A股上市对城商行再度开启。2015年，江苏银行等4家城商行顺利过会，2016年均成功在A股上市。与2007年以国有行和股份行主导所不同的是，城商行是此次A股银行股上市绝对的“主角”。

2017年与2018年亦是城商行两地上市的“丰收之年”。长江商报记者统计发现，截至2018年10月31日，A股上市城商行数量达10家，H股上市城商行数量达12家，郑州银行成为第一家“A+H”股上市城商行，两地上市城商行达到21家，占到全国134家城商行数量的1/6。此外，青岛银行和西安银行分别在今年8月28日和10月30日成功过会，即将开启上市之旅。

2018年上市银行三季报显示，迈入“万亿级”的城商行已多达5家。其中城商行“龙头老大”北京银行，2018年前三季度资产总额达到2.53万亿元，营业收入411.17亿元，净利润166.91亿元。几乎与全国股份制银行华夏银行等资产、净利相当。

特色化、差异化和互联网转型探索

在资产和净利润增速上，今年三季报显示，成都银行、宁波银行、贵阳银行和江苏银行同比增长率均超过10%，领跑A股上市银行。

城商行“领头羊”效应已经显现，在银行业和资本市场的表现令人瞩目。但一直制约城商行发展的桎梏依然尚未完全克服。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离自己原来所在区域越远的分支行经营效果都不那么好。”有城商行人士对长江商报记者直言。“地缘性强、依靠传统息差生存的区域性城商行， 导致其经营状况与所在地域的经济走势高度关联，面临更突出的集中度风险。”

事实上，相对大型银行来说，城商行决策链条更短，体制机制应更加灵活，转型的进程和速度应该更加顺畅。

但同质化和地方干预现象仍然明显存在。在白热化的市场竞争中，城商行在与大型国有行和全国性股份行地方支行、当地农商行“贴身肉搏”之外，一城多家城商行同台竞技的情况也较明显。

“银行业已经告别高增长、高息差、高利润的‘三高’时代。城商行需要及时调整战略、找准定位，要在经营理念、金融产品、发展思路等方面谋求突破，实现差异化发展。而只有‘立足地方、突出特色、强化服务’，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有业内人士提出。

在城商行资深研究人士张吉光看来，面对新金融业态的快速发展，大型银行大多已展开布局，并凭借较强的市场地位与新金融业态中的领先者展开深入合作，进一步挤压城商行的拓展空间。城商行需要在坚持战略定位的前提下，深入分析内部各项资源条件和外部市场发展趋势，准确选择切入点，集中资源，聚焦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