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开启“新阶段”

（原标题：中日关系开启“新阶段”）

本报记者 姚瑶 上海报道

导读

除第三方市场合作外，中日还在开展创新和知识产权对话、加快和简化海关审批手续、通过科学研究考虑放宽日本食品进口限制，以及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上面达成了共识。据悉，此次中日共达成了12点合作共识。

“时隔七年，日本首相再次正式访华。尽管还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因此领导人更应该要敞开胸怀，真诚地交流，将中日关系推向一个新的阶段。”10月25日，在启程访问中国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社交平台发布了上述内容来描述自己的心情。

率领500人访华团的安倍晋三，此行收获颇丰。安倍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谈，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会见并共同参加多场活动。在半年内中日领导人实现互访的基础上，中日关系暖风频吹，重回正轨，不仅在经贸领域内达成了多项协议，并在安全等领域取得了进展。

务实放首位：经济领域达成多项共识

中国人民银行10月26日宣布，经国务院批准，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旨在维护两国金融稳定，支持双边经济和金融活动发展。协议规模为2000亿元人民币/34000亿日元，协议有效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可以展期。

这是时隔五年以来中日重启货币互换协议。2002年中日双方就签署了30亿美元本币互换协议，但2013年到期后，当时没有续签。

“从双边的贸易、投资关系现状来看，这个货币互换的规模是合理的，今后还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这有利于规避美元的汇率风险。”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陈子雷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除了重启货币互换协议之外，中国人民银行还宣布，与日本银行签署了在日本建立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合作备忘录。根据备忘录相关内容，中国人民银行决定授权中国银行东京分行担任日本人民币业务清算行。

中国人民银行表示，日本人民币清算安排的建立将有利于中日两国企业和金融机构使用人民币进行跨境交易，进一步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便利化。

“双方曾就人民币清算行问题进行过谈判，但是受到了双边关系的限制。从实际角度，也就是双边的经贸关系现状来说，这是一个必然的选择。”陈子雷说。

“这些合作有助于中日双边贸易和投资的进一步增长。”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姜跃春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除货币领域外，双方就进一步推动资本市场合作达成了一致。中国证监会与日本金融厅签署促进两国证券市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两国交易所、行业协会也签署了加强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上交所与日本交易所代表签署了更紧密合作谅解备忘录。双方约定，将就ETF产品领域合作开展可行性研究，共同推动实现中日ETF互通，深化两所合作。

中日合作进入“新时代”

10月26日，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于北京举行。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网站公布的信息，本次论坛上，中日双方共计约1400人出席，政府机构、企业和经济团体共签署了52份合作协议，涉及到基建、物流、IT、金融、能源等广泛领域。

“中日经贸关系正在从双边走向第三方，并且落实到细节和实处。深化第三方合作有利于中日产业、投资、贸易的互补，避免恶性竞争，发挥各自领域的优势，进行错位竞争、产品互补，有利于实现互补共赢。”陈子雷指出。

“日本政界过去一段时间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有了很大的转变，经历了从批评反对到观望、再到参与的过程。估计日本方面经过研究后发现，这个倡议符合日本经济界的利益，那么参与进来，还有利于开辟新兴市场，引领贸易、投资的增长。”陈子雷说。

值得注意的是，在签署的52份合作协议中，日本签约方以企业界居多。

“从现在达成的成果来看，经济合作即务实合作显然是放在首位的，日本事先对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提出了原则——即完全市场化运作等，说明还是重视商业利益这个原则。这也说明‘一带一路’合作已经从口号变成了实际行动，这是中日务实合作的一大进步。” 姜跃春说。

“日本方面要求第三方市场合作要符合国际标准，这符合日本一贯的做法，他们一般不会做赔钱赚吆喝的生意，也不希望得罪其他国家，以此消除外界的疑虑。”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冯玮对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

除上述合作外，中日还在开展创新和知识产权对话、加快和简化海关审批手续、通过科学研究考虑放宽日本食品进口限制，以及加快推进中日韩三边自贸协定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谈判进程上面达成了共识。据悉，此次中日共达成了12点合作共识。

“我想中日未来的经济合作方式将和过去40年有很大不同，过去日本企业将中国视作生产工厂，现在更多把中国视为一个市场，而且将和中国一起开辟海外市场，可以说双方的合作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陈子雷说。

除经贸领域外，中日还在安全领域取得了进展。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10月26日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举行会谈。李克强在会谈中表示，尽早开通中日海空联络机制下直通热线，加强海上执法部门交流对话，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加快推动司法执法合作。

“这是双边安全领域当中最紧迫的一个问题，中日双方在东海划界问题上或者说‘钓鱼岛’问题上是存在争议的，双方在其中始终存在擦枪走火的可能性，两国领导人对海空联络机制采取主动的态度，显示出了管控危机的意识，有助于双边关系的稳定提升和向前发展。”姜跃春说。

姜跃春认为，安倍提出的“中日关系新阶段”的意愿是良好的，中日不管存在多少历史问题，都要保持经济合作和高层对话。

“我认为中日关系的未来趋势是合作和竞争、对话与对抗同时存在，日本愿意从中国的发展中分一杯羹，也认可自由贸易的潮流，但竞争也是现实存在的，比如说高铁领域和防卫方面的政策。新时期中日关系的一个特征就是前述两对矛盾的并存。”姜跃春说。

不可忽视的“美国变量”

对于中日关系的改善，有分析指出，美国是一个关键的推力。而中日关系长时间以来似乎也绕不过美国这个变量。

“大家都说这是日本首相时隔七年来首次正式访华，我想强调的一点是，这是安倍晋三作为首相时隔12年再次正式访华。这其中，美国的因素起了很大作用，美国是影响中日关系的很大变量。”冯玮表示。

在冯玮看来，一方面中美关系目前处于贸易摩擦的阴影笼罩下，安倍此行是顶着美国的压力而来；另一方面，从实际角度看，日本面临老龄化和财政问题，中日加强经贸合作绝对是共赢。

那么，在中日关系进入新阶段，美国这个变量会在其中发挥什么作用呢？

冯玮认为，不能轻视美日同盟关系。“日本历来的对外政策是把对美关系作为基础的，但现在特朗普政府可能令日本费解，不得不采取一些灵活做法，改善和中国的关系，因为中日拥有对自由贸易的共识。”

“安倍现在与中国加强关系有现实的需求。可以说是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姜跃春说。但由于美国因素的存在，日本始终会有诸多顾忌。

“经贸关系一直是维系中日关系的纽带，中日经贸合作肯定会加强，但中日还要形成战略互惠，这当中还有很多文章可做，比如，要去思考如何增进国民互信。”冯玮说，“中日关系不能完全无视美国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