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生育政策年底应该就会完全放开

（原标题：梁建章：生育政策年底应该就会完全放开）

见到梁建章时，北京秋高气爽，天空湛蓝如洗。

采访前，梁建章走到国贸柏悦酒店61层酒廊的窗边，安静地望了一会儿远处连绵的西山，自然之美让他松弛了下来。

这样惬意的时刻对于在梁建章身边工作的人眼里并不多见。携程的离职员工回忆起梁建章时说：他是我见过最不感性的人，他更接近大自然的道理，不追求温馨和融洽。在他的体系中，营造一个让人喜欢你的氛围，是低效的。

马云、马化腾这些与他同时代的企业家都评价过梁建章是个“天才”。

他出身复旦少年班，13岁就编写出了用电脑作诗的程序。二十年的商战中，梁建章最擅长洞悉事物的本质。他在携程内部推崇：万事需要量化；先界定我们在谈什么事情，达成共识，再去分析；不要说套话，不要说没意义的话。以及，他无法容忍悬而未决。

听起来，梁建章很像一台情绪克制、周密运转的机器。但他的朋友、员工认为梁建章的人格是丰富的，也是独特的。他对人际的漠然，并不意味着他对世界的冷漠。比如，人口问题在梁建章看来，已成为关乎未来国运兴衰的最大变量。

七年来，在掌管携程的同时，梁建章已经成为学界公认的、目前中国对人口问题研究最为深入的经济学家之一。他在微博上聚拢知识分子、企业家，坚持出版书籍、拍视频，写了几十篇专栏文章。借助各种公共事件的热议时机，宣讲计划生育政策给中国社会结构带来的破坏。

坚冰终于松动，2013年“单独二胎”放开，2015年二胎全面放开，梁建章与他的伙伴取得了一个又一个阶段性胜利。

《中国企业家》采访梁建章几天后，9月1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宣布撤销了计划生育委员会。

“到年底，生育政策应该就会完全放开。”梁建章说。但人口断层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正在通过越来越激化的方式显现出来。目前的政策步调在他看来，还是慢了一些。

归去来

2003年12月，创立四年的携程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IPO当天，股价即暴涨88.56%，到2006年，携程净营收7.8亿元，同比增长49%，占据了56%的市场份额，排名第二的艺龙仅占18%。

整个市场上，携程完全没有挑战，“用望远镜都找不到对手”。这一年，梁建章36岁，正是男人做事业的黄金年龄。但他“感觉非常无聊”。

创业伙伴们纷纷在寻找下一站。2002年，季琦创办了如家连锁酒店。2005年，沈南鹏加盟红杉资本。2006年，梁建章也彻底离开了主战场，选择去美国读书，“做研究可以做到七八十岁，做公司不可能”，这一去就是七年。

梁建章开始曾考虑修心理学，先后去了哈佛、麻省理工，后来又觉得心理学不成体系。经济学“更扎实一些”，能兼容社会、文化、数学等多种学科，又能涉及到自己感兴趣的企业创新。

当年，斯坦福经济学博士只有4个录取名额，要求申请者具备扎实的数学基础。梁建章调侃道：“如果马云去斯坦福研究经济，人家肯定不收。他们收下我，也冒了很大的风险，后来他们发现我各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平均水平。”

在斯坦福读书的日子，梁建章和家人住在一座小山坡上。上课之余，他每天下午四点等上小学的儿子归来，一起做作业或者运动。梁建章称其是“人生难得的惬意”。

在斯坦福的前三年，梁建章师从美国人力资源经济学权威Edward Lazear，博士毕业后，Lazear教授推荐他到芝加哥大学再读个博士后，求教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加里·贝克尔，以深化研究。

学习过程中，梁建章问贝克尔如何看待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贝克尔问：中国现在是不是来不及建学校？梁建章回答，中国实际上在关闭小学。贝克尔不假思索地说，那中国就应该马上停止计划生育了。

这带给梁建章很大的震动，他开始搜集资料，又到日本、德国等地实地探访，发现贝克尔的假设还基于中国1.8的生育率（一对夫妻生育孩子的数量），但目前中国的生育率已远低于1.8。

事实上，正在为中国人口未来忧心的不只有梁建章。

黄文政现在是北京一家对冲基金公司的董事总经理，1992年，黄文政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系统学习过人口动力学。2000年，黄文政看到一组数据：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方在东亚，受儒家思想影响，重视教育和情感投入的华人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最缺乏生育意愿。

2010年，黄文政退掉了美国绿卡，回国发展，结识了易富贤、洪秀平、何亚福、傅蔚冈等人。易富贤从2000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此前已孤军奋战多年，2007年所著的《大国空巢》迟迟无法在内地出版。2012年，在一次人口学者饭局上，黄文政见到了梁建章，二人一拍即合，开始了合作。

建言之难

当梁建章和黄文政开始寻求人口问题的建言通道时，他们发现，实际阻力比他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与国家统计局、人口普查的数据相比，计生委的数据一直有被人为调高的嫌疑，而且“人口恐惧症”在官员中也普遍存在。此外，中国税收主要在生产环节征收，财政收入与人口的正相关不像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国家那么一目了然。相反，财政支出则与人口直接关联。作为一方主政者，官员多从资源分配和社会管理压力的视角来审视人口。

对此，如果由民间向上传达意见，传统的方法是写内参，或者参加内部的政策讨论会。但内参是否会传达到决策人手中，谁为政策负责，如何落实，通道并不明朗。梁建章作为知名企业家，也不会得到更多便利条件。

2011年2月，梁建章自制了一部纪录片《中国人可以多生》，简明扼要地把人口问题几大症结直观呈现。纪录片上线不久，网站被告知，要从推荐位置拿下。梁建章与北大社会学教授李建新用一年多时间合著了一本《中国人太多了吗？》，辗转找了数家出版社，都无法出版。

最终，梁建章说：“还是要感谢微博”。在网络上发言、争取更多大V的支持，当累积的民意聚集到一定能量时，就有可能得到有关部门的回应。

2011年，在“携程梁建章”之外，他注册了“@梁建章-关注人口问题”的新微博账号，开始在各种商业或社交场合向身边的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宣讲人口思想，给他们寄送《中国人太多了吗？》。

另外，利用关键的节点事件也被证明是有效的方法。2012年6月，陕西安康市镇坪县曾家镇政府将一怀孕7个月的母亲强制引产，梁建章随即发表了一篇《匪夷所思的计生政策》，文中指出了计生政策的十处荒谬。

2012年底，梁建章联合三十多位主流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发起一份签署建议书，呼吁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这次公开上书也被看作是撬动计划生育政策的标志性事件。

2013年底，在张艺谋的“超生罚款”事件中，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了一篇题为《张艺谋你要道歉》的评论。梁建章与黄文政抓住了与李银河论战的机会，在财新网上连续发表了7篇文章。两三年的时间里，梁建章与黄文政一起，共同撰写了90多篇文章，一篇文章最多时要往复100多封邮件。

与此同时，梁建章与黄文政也感到，讨论人口问题的环境越来越宽松，许多媒体开始加入阵营。

2012年4月，《中国人太多了吗？》得以出版；2013年3月，易富贤被搁置多时的《大国空巢：反思中国计划生育政策》一书也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