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420
作者|陈永伟（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201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著名经济学奖威廉·诺德豪斯和保罗·罗默。
先来说说威廉·诺德豪斯。
威廉·诺德豪斯
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布之前，世界上著名的几家博彩公司曾经将几位重量级的经济学家作为获奖热门，并对他们能否获奖开出了赌局。耶鲁大学教授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Nordhaus)曾一度被众多博彩公司一致认为是角逐诺奖的有力候选人。虽然最终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并没有垂青诺德豪斯,但通过赌局事件，他的学术贡献和社会影响都可见一斑。
其实，诺德豪斯教授对于中国的读者来说并不陌生。他是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经典教科书经济学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萨老的说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书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优秀的合作者来帮助他继续修订这部巨著。经过仔细物色，萨老最终决定由诺德豪斯教授来充当这个光荣的角色。于是，诺德豪斯教授的大名,也就随着这部经济学巨着的引入，而被中国的读者所认识和熟悉。不过，虽然诺德豪斯教授的名字早已被广大读者所熟识,但其主要的学术贡献却很少被国内读者知晓。
生平
1941年5月31日，诺德豪斯出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阿尔布开克(Albuquerque).他家世居美国西南部，据说其家族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期。不过，诺德豪斯的父母都有在美国东海岸求学和生活的经历，其父亲就毕业于耶鲁大学。
诺德豪斯早年曾在法国求学，并就读于巴黎政治学院，在那里诺德豪斯接受到良好的法语和欧洲历史的教育。回到美国后，他选择了父亲的母校——耶鲁大学继续深造。刚刚步人大学时,诺德豪斯并没有对学术表现出过多的热情,他把大量的时间花在了课余的休闲活动上。据他回忆，他“把二年级的大部分时光都用来滑雪了”。本科的高年级时，诺德豪斯开始对经济学产生了兴趣，并开始把时间集中到学习经济学上来。这段时间里，他选修了詹姆斯·托宾(James Tobin,1918年--2002年，198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名师的课程。诺德豪斯回忆说,托宾的课程对他的思维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促进作用，这对于他日后的经济学生涯产生了重要影响。而托宾后来也成为了诺德豪斯最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1963年，诺德豪斯从耶鲁毕业。决定继续求学的他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作为自己的进修地。麻省理工的经济系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批名师都在此任教。因此，对于想进一步提高经济学修养的诺德豪斯而言，选择去麻省理工求学“是一生中做出的最容易的决定”。在麻省理工学院求学的日子里，他得到了保罗·萨缪尔森、罗伯特·索罗(Robert Solow)等经济学大师的悉心教导，接触到了大量的前沿知识。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诺德豪斯学习到了关于“外部性”的有关理论，而这一理论的思想将贯彻于他整个学术研究。1967年，诺德豪斯从麻省理工毕业后，回到了母校耶鲁任教。此后，他一直没有离开耶鲁，从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现在，他的头衔是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经济学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在担任大学教授的同时，诺德豪斯也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在1977年～1979年卡特执政期间，他曾担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1986年～1988年任耶鲁大学教务长，1992~1993年任耶鲁大学负责财务和行政的副校长。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经济研究基金会(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和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的研究员。此外，他还担任过国会预算办公室经济专家组成员、国民经济分析局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从政治的角度看经济
耶鲁大学素有“美国的中央党校”之称，其政治氛围和从政治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对于诺德豪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经常引入被传统经济学所忽略的政治因素。
经济周期直接关系到国家的财富和人民的福祉，因此一直是宏观经济学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得经济不可能一直稳定地增长，而总是周而复始地经历危机、萧条、复苏、繁荣的循环？又是什么力量在决定GDP、失业率、物价水平等经济变量的起起落落？经济学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形形色色，有的理论认为经济周期是经济变量对于外部周期的反应(例如真实周期理论)，而有的理论则认为经济周期事实上是经济体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例如奥地利学派理论)……但总体来说，对于经济周期的解释还主要集中在“经济”这个范畴的内部。但是，在现实当中，影响经济周期的力量又怎么可能经济地来自于“经济”方面呢？政治对于经济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诺德豪斯之前，一些学者已开始了将政治因素用于经济周期分析的尝试。例如，学者卡莱茨基就认为政府的干预政策对国民经济运行起着很大作用，尤其是在兼有市场与计划体制的混合经济制度下，政府主动抑制和推动经济会造成新型周期。诺德豪斯将卡斯滕的以上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发，结合美国的政党政治，提出了所谓的“机会主义周期理论”。按照这一理论，经济的状况和执政党的行为有很大的关联。政党主要不是从长期经济发展出发来考虑经济政策，而更多是着眼于下一轮选举的政治目标。执政者都希望能在一个强劲的经济基础上进行竞选。结果在每一次大选即将来临之前，执政党为了取得选民支持以求连任，就把制定经济政策变成吸引选票的工具，比如采取扩大财政支出、减少失业、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经济出现短期的繁荣
景象。一旦选举结束，为了弥补赤字、提高效率、抑制通货膨胀，又会采取紧缩政策，并一直把这一过程延续到下次大选之前。于是，经济周期影响大选，大选又反过来促成经济周期便成为一种或强或弱，时隐时显的趋势。
总体而言，虽然诺德豪斯的理论并不十分精密，但是从预测的角度看，却有着很好的效果。后来经济学家们的大量经验研究表明，诺德豪斯指出的“机会主义周期”确实存在。在诺德豪斯之后，政治模型成为了经济分析的重要工具。
对国内生产总值的改进
作为政府对国家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计量与诊断的一项重要指标，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社会是否进步的最重要的标准。但是从衡量人民福祉的角度看，GDP这个指标有着很多难以克服的缺陷。例如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刨坑把全世界的钞票都埋到地下，再把它们挖出来，可以极大增加GDP——这显然是对于GDP这种核算指标的一个巨大嘲讽。此外，GDP中没有考虑对于环境的影响，因此在片面追求GDP增长的同时，可能导致资源的过度消耗和环境的严重恶化，这也是以GDP度量经济的缺陷之一。
基于GDP作为一种经济指标，存在众多缺陷的现实，不少经济学家主张提出一种新的经济指标来代替GDP的使用，而诺德豪斯和托宾的工作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
1972年,托宾和诺德豪斯提出了“净经济福利指标”(net economic welfare)。和传统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逻辑不一样，净经济福利指标在“做加法”的同时，也“做减法”。其主要思路是，将环境污染列入考虑之中。国家制定出每一项污染的允许标准，超过污染标准的，列出改善所需经费，将这些改善经费从GDP中扣除。同时，净经济福利指标还加进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经济活动。
其实,诺德豪斯这种净经济福利指标的想法很大程度上和他在耶鲁求学期间学到的有关“外部性”的理论有很大的关系。如果在经济过程中对于环境和资源产生的破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负的经济外部性——这些破坏会产生高昂的社会成本，但经济主体并不需要为这种破坏买单，而把这些成本从GDP中加以扣除，就相当于是一个将负外部性“内部化”的过程，其逻辑和让一个对渔场造成污染的工厂将渔场收购，并重新计算工厂的利润是一个道理。同时，家政活动、社会义务等，就是一种正的外部性——这些活动带来社会收益，但是却没有人为这些活动支付费用。因此，一个合理的经济核算指标必须把这些活动产生的收益加以考虑，将这些正外部性“内部化”。
托宾和诺德豪斯利用净经济福利指标对于世界各国的经济增长进行了重新核算,发现用这种指标核算的经济增长率和用GDP进行衡量的经济增长率有着显着的差异。例如，美国从1940年到1968年，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几乎只有GDP的一半。1968年以后，二者差距越来越大，每年净经济福利所得不及GDP的一半。
托宾和诺德豪斯的研究启发了后来众多经济学家们的思路，一系列新的衡量经济活动的指标被陆续提了出来。例如，l973年日本政府提出净国民福利指标(net national welfare)；1989年卢佩托(Robert Repetoo)等提出净国内生产指标(net domestic product)；l990年世界银行资深经济学家戴利(Herman Daly)和科布(JohnCobb)提出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index of sustainable economic welfare)……虽然这些指标形式各异，但是其根本的思路是和托宾、诺德豪斯二人一脉相承的，
都是尽力在把经济活动的外部性加以“内部化”。在“绿色GDP”概念盛行的今天，他们二人作为这一概念的先驱,是应当被人铭记的。
环境经济学的领军者
随着全球变暖、气候异常频发，以及生态环境的不断恶化，人们开始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环境问题上，环境经济学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但远在环境经济学成为显学之前，诺德豪斯教授早已开始致力于环境和经济之间互动关系的研究。
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经济行为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如果将目前的一些环境指标视为一个“存量”，而人类的经济活动则会产生一个让环境变动的“流量”。显然，随着“流量”的逐渐引入，“存量”将会产生变动，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环境变化。这个道理就好像传统经济学对于财富和投资关系的分析一样，只不过在诺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环境变量代替了财富，而将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的影响看做是某种意义上的投资而已。在建立了这个框架后,诺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鉴宏观经济理论中用来分析该类问题的标准手法(这种建模方法被称为拉姆齐模型，是由英国的天才经济学家弗兰克·拉姆齐，Frank Ramsey，1903—1930，于20世纪20年代提出的，这一分析方法后来成为了现代宏观学分析的主流)，在人类理性决策的假设前提下，分析人类行为对环境造成的变化。
为了定量考察这种关系，诺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历时多年，在大量的资料的基础上，先后建立了两个分析经济对气候变化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这两个模型，诺德豪斯等人详细分析了碳排放对于气候变暖的影响。这一系列的工作为减排的经济和环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难得的实证证据。在诺德豪斯教授看来，目前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是正确和必要的，但对于减排的力度，他个人并不主张过大。例如，哥本哈根会议试图达到“到2020年，全球温度升高低于2℃ 或大气二氧化碳浓度小于450PPM的目的,而这一目标对于诺德豪斯教授而言，可能是过高了。在他看来，温室气体浓度只要小于700PPM都没什么问题。用科学而非政治的立场来对待环保，这充分体现出了诺德豪斯教授作为学者的独立风范。
作者陈永伟系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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