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派观察|郝景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要靠城镇化

（原标题：郝景芳：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要坚定不移推进人口城镇化|00派观察）

00派创始理事、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研究一部副主任郝景芳在2018夏季达沃斯期间接受了新鲜小只的专访。

“积极财政政策方针和隐性债务风险，两者有一定的矛盾性。如果财政政策想要用更好的、更稳妥的方式进行的话，需要在一些真正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的方向上面多投入。”郝景芳表示。

郝景芳认为，不管是社会保障还是教育医疗，虽然并非会产生多少经济效应，但是对这方面的投资是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社会的教育水平更高，健康水平更高，人民的安全感更强，有更好的人力资本投入到经济里，并且促进消费。

近年来，政府部门有大力推进减税降费的政策，但是也有声音认为尽管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企业和居民却缺少实在的获得感。郝景芳认为，规范化征收使得理论和实际执行的税收有所差别，把各个环节的征收变得更加的规范和有序透明是必要的。在郝景芳看来，企业各税种的税率应有进一步减少的空间。

郝景芳表示，目前，货币政策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发放的，但是银行信贷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支持有创新性的、有风险的活动，这就需要一个活跃的资本市场来完成。然而在投资与创新经济和化解存量债务方面，我们的资本市场还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空间。

“像今年因为收紧信贷政策，整个资本市场也变得资金短缺，交易降低，整个流动性都减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经济的活水就会越来越少，经济没有活水的话，想要再推动经济增长就会非常困难，会陷入一个越来越迟缓的状态。”郝景芳说。

郝景芳认为，要让整个经济活起来还是要增强流动性，增强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让一个健康有序、良性运转的资本市场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资产的增加，从而使得杠杆良性减少。

目前中国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现象比较普遍，在郝景芳看来，人们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因为负担太重了，通过征收丁克税等方式，并不能解决问题。如果国家希望通过财政税收的政策解决人口问题，应该是采用激励的办法，比如免税、增加补贴和政府的社会保障支持等。

谈及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就业的影响跟取代，郝景芳表示，人工智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到了重复性劳作，但是它并不能够取代中国未来非常急缺的创新型人才，未来需要的是整体劳动力结构的升级，增进每一个层级的劳动力升级，如果劳动力本身升级不了的话，那无论技术再发展，经济都还是会被拖拽得无法向前。

郝景芳在一年前创办了童行书院，专注于儿童教育。1990年全国高等院校中农村大学生的比重为22.1%，而在2016年比重降到了8.12%，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往城市集中，农村孩子是否还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对此，郝景芳表示，在农村孩子的个人发展里，教育仍然是改变命运的一个最好途径，因为除了选择考到一个好的学校来改变命运以外，剩下可能改变的通道空间仍然不是很大。

她表示，城乡地区的教育差距是在无形之中拉大的，要解决这个问题，未来仍要坚定不移的进行人口城镇化，让留守儿童能够真的跟随着父母，能享受到同等条件的公平教育，才有可能减缓教育的城乡差距。此外，农村的师资资源仍旧匮乏，要加大对农村教育人才的投入。

最后，郝景芳认为，希望能够给予农村当地的孩子更好的职业教育培训，目前，新经济的机会有很多，而国内的中等职业教育系统，无论从学科设计上还是教学方法上，与时代有一定脱节，职业教育培训需要进一步加强，给予农村孩子更多的通道接近新经济，在未来获得更好的出路。

以下为访谈实录：

企业仍有进一步减税空间

记者：财政部近日表明要依法管控地方债务风险，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目前，财政政策保持积极的态势，减税降费这一系列政策导向使得财政承压，在这种强监管的背景下，财政政策还有多少积极的空间，您觉得该如何更加的积极呢？

郝景芳：我觉得目前的财政政策的实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可能增加了隐性债务的风险。因为一个积极财政政策出台之后，由各个地方政府去落实的时候，很大程度上仍然像过去一样进入了基建，进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传统渠道，如果依然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实行积极财政政策的话，那么隐性债务不但不会减少，还会继续增加。我听说今年有一些地方政府像贵州等等，仍然是增加了很大一块的隐性债务，主要是以基建的方式进行投入。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自己觉得积极财政政策的方针和隐性债务的风险，两个政策有一定的矛盾性。如果财政政策想要用更好的、更稳妥的方式进行的话，那么可能就需要在一些真正能够提高人力资本的方向上面多投入。不管是社会保障还是教育医疗，这些方面虽然也并不是一定有多少经济效应，但是这些方面是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使得社会的教育水平更高，健康水平更高，人民的这个安全感更强，有更好的人力资本投入到经济里，并且促进消费，所以投资到有人力资本行业里，是一个有二级效应的投资。

但是现在的财政政策往往不是这个方向，这就需要，不管确定是积极还是保守，而是要在确定这个钱如何花的方面多做一些功夫。

记者：目前来说，政府部门有大力推进减税降费的政策，但是也有声音认为尽管近几年减税政策不少，企业和居民却缺少实在的获得感，您觉得未来有没有进一步的减税空间？

郝景芳：我们国家的这种减税政策，从理论上算可能是减，比如说营改增政策，可能营业税理论上讲收得多，增值税只是收其中的流转环节，这个在理论上讲是更加公平，更加透明，更加有序会减税。

从实际执行上看，因为之前收营业税，它有很大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所以其实有很多比较小的企业，征收营业税的力度不强，但是现在改成增值税，都要有增值税发票来抵扣，各个环节上都是透明的票据化，所以征收力度比原来强。因此，在很多中小商家和普通的小企业来看，并没有看出减税，因为征管力度比原来强的多，所以就会觉得反而是加税。从理论上算出来的和实际执行上的，大家的感受是会有差别的。

但是总的来讲，规范化是应该的，把各个环节的征收变得更加的规范，有序透明，避免逃税，只不过税率还有调整的空间，如果说，大家对于税收的意见比较大时，其实各个税种的税率都还是可以调整往下调的，各个税种的税率应该有进一步减少的空间。

让整个经济活起来要增强流动性

增强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

记者：现在整体环境防风险、降杠杆、稳增长，多重目标之下让宏观经济政策的决策更加复杂，您觉得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应该如何相互协调配合，才能实现这种去杠杆、稳增长的良性互动？

郝景芳：实际上我们国家有一个很大的问题——资本市场仍然没有充分地建设好，我们现在其实很大程度上，货币政策都是完全通过信贷来，即银行信贷来发放的。但是银行信贷其实在很大程度上，不能支持很有创新性的、有风险的活动，这需要一个很活跃的资本市场来完成。

另外，如果我们有很活跃的资本市场，它可以把有一些过去的债务通过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方式化解，这是有可能的，虽然说这个方式也不完全能够奏效，但是它还是能够有可能盘活一些债务问题，这也是靠资本市场去运作的。

但是在投资与创新经济和化解存量债务方面，我们目前的资本市场还不能充分地发挥自己的空间，像今年因为收紧信贷政策，整个资本市场也变得资金短缺，交易降低，整个流动性都减少。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经济的活水就会越来越少，经济没有活水的话，想要再推动经济增长就会非常困难，就会陷入一个越来越迟缓的状态。

所以我自己觉得，要让整个经济活起来还是要增强流动性，增强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让一个健康有序、良性运转的资本市场带动经济发展、带动资产的增加，从而使得杠杆良性减少。

要鼓励年轻人生小孩?

加强对年轻人的社会保障

记者：目前中国人口增长和老龄化问题十分突出，年轻人不愿意生孩子的现象比较普遍，有声音说要对他们征收丁克税，您怎么看？

郝景芳：实际上什么东西都靠增税来解决，这个根本就不是一个长久的解决之道。

人们不愿意生孩子就是因为负担太重了，自己挣钱挣的太少了，买不起房子，没办法支持孩子的生活教育等等，这样的话才不生孩子，然后你再从他身上增税，他的可支配收入更少了，那怎么能生孩子呢？那就更不生了，如果你要是给这些现在不生的人你去发钱，他们没准还愿意生孩子，再从他们身上收钱他们就更不收了。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如果说想国家通过财政税收的政策来进行一些促进的话，应该是采用激励的办法，而不是惩罚的办法，应该去激励想要生孩子的，我们可以给你免税，给你补贴，给政府的社会保障支持，比如给对方一些免费的托幼政策等，这些才是真正有一定效果的。

当然了，这些其实效果也意义不是特别大，因为欧洲这些福利国家和发达国家，他们实行这些福利政策也很多年了，但是生育率还是很低，这个可能本质上也没有太好的办法。因为随着经济水平越来越高，人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本质上就不太会像过去处于低教育水平一样，愿意生很多孩子，而是对于孩子的教育和养育会更为看重，如果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资源或者精力投入到孩子更好的教育上，可能就不会生这么多的孩子。

如果国家在养育和教育上面花大力气投入，让所有人都能够便宜优质的教育，那么可能这个生育的意愿会强一点。现在会觉得教育太难了，想要把孩子送到学校里太难了，然后一个孩子要花好多好多钱，然后这个父母的时间也不够等等，那这样的话就会觉得一个家庭是负担不了生2个以上孩子的。

我觉得生养政策是跟一系列的国家的社会保障教育的投入，和一系列的对于人的保障都是有关的，要是真正想鼓励大家生小孩的话，就要在这些方面多下功夫。

人工智能取代重复性劳作

未来需要整体劳动力结构升级

记者：在您看来，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会对整个社会经济结构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是否会造成新的社会阶层的撕裂？

郝景芳：现在说人工智能对于劳动就业的影响跟取代，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到重复性劳作，低水平的产业工人、流水线工人确实会受到比较大的影响。另外可能有一些白领的工作，像银行柜员啊，还有一些入门级的能力工作，这些可能都确实会受到冲击和影响。

但是，实际上人工智能它并不能够取代中国未来非常急缺的创新型人才，现在产业转型升级，各个地方都招不到好的创新型人才，另外很多人力资本行业其实还是人才紧缺的，包括现在的教育行业缺少好的教育人才等，这些都还不是人工智能所能够替代的。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并不能够弥补我们人才缺失的问题，这些行业本身还是得靠这个教育投入，靠人的成长，带来更多的创业型人才才能够解决。

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在劳动密集型行业里面的作用比较大，未来需要的是整体劳动力结构的升级，增进每一个层级的劳动力升级，如果劳动力本身升级不了的话，那无论技术再发展，经济都还是会被拖拽得无法向前。

缩小城乡教育差距

要继续推进人口城镇化

记者：技术的发展，对于教育的隔离、贫困的代际传递方面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郝景芳：这个确实是影响蛮大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在做一些跟教育相关的项目，与留守儿童相关，会发现在很多的贫困山区，他们的教育条件和教育水平和20年前可能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但是在大城市里面，现在的孩子接受的教育资源、教育方式和教育内容，都跟二三十年前差别太大了，升级了很多倍。这样的话，城乡或者说是贫困和富裕地区的差别是在无形中拉大的。

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未来真的是要仍然坚定不移的人口城镇化，并且是尽量人口城市化，中国的大城市仍然不够多，像北上广深这样的大城市其实还可以再起来一批，这些大城市不仅有促进经济发展产生就业的能力，还有能力给更多的孩子提供好的教育，因为大城市更集中、资源也多，各种各样的文化设施也更加丰富，好的优秀的人才也多。

如果我们未来再继续持续不移的人口城镇化，让这些留守儿童能够真的跟随着父母，不管他们的父母在哪里工作，他们就能跟随在哪里上学，他们就能享受到同等条件的公平教育的话，那么才有可能减缓教育的城乡差距。

我自己做的童行学院的教育项目，会派老师到山村去支教，在支教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留守儿童，他们平时缺少关爱，所以实际上学业落后退步的其实蛮多的，在与人打交道、内心的个人成长方面，都会有一些滞后或者困难，也有很多留守儿童到了初中也就继续外出打工，走上这种循环的道路，贫困问题也不容易解决。

所以如果他们能够像大城市的孩子一样，进入同样的学校，跟随他们的父母去上学的话，其实很多问题可能会比现在要好得多。

记者：之前看到一组数据，1990年全国高等院校中农村大学生的比重为22.1%，而在2016年比重降到了8.12%，随着城镇化的推进，优质的教育资源越来越往城市集中，你觉得从现在来看，农村孩子还有机会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吗？

郝景芳：在农村孩子的个人的发展里，教育仍然是他们改变命运的一个最好途径，因为他们可能除了选择考学考到一个好的学校来改变以外，剩下可能改变的这个通道空间仍然不是很大，就像我刚才说的，在农村尤其是乡村学校，他们与城市的差距其实是在扩大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要通过教育改变自己的命运是越来越难的，我自己会觉得这个越向未来走的话，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一个解决途径呢，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仍然是城镇化，让更多的乡村孩子，起码留守儿童能跟着父母去城市。但是，在农村当地还是会有很多的孩子享受不到非常好的优质教育。

另外一个方式，是对于农村的教育人才仍然还是希望有所投入，因为我们现在去到山村，当地缺乏老师的状态是很明显的。

第三个是需要对于农村当地的孩子，能够给到他们很多好的职业教育培训，这个也是我觉得现在特别有必要的。因为有些孩子也许并不能够通过考大学的方式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但是如果他们能够得到非常好的职业化引领的话，那么不一定说他们就没有机会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尤其是现在新经济的机会有很多，包括电子商务、新媒体等，并不一定都需要你是某大学相关专业毕业的，而是你了解这个行业应该怎么做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比较现代化的优质职业教育培训是很必要的，但是咱们国家的中等职业教育系统，无论从学科设计上还是教学方法上，很多时候还是与时代有一定脱节，还是比较集中于传统的行业，比如像汽车维修、理发美容等。这需要国家在这些方面再进一步加强，能够给这些农村孩子有更多的通道，让他们接近新经济，得到知识技术上的提升，这样的话让他们未来也许有更好的出路。（ 郭瑞超guoruichao@corp.netea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