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造成了民企困局：产业变迁下的无奈与涅槃

（原标题：谁造成了民企困局：产业变迁下的无奈与涅槃）

本文作者国信证券银行分析师王剑，原标题《谁造成了民企困局：产业变迁下的无奈与涅槃》

错误归因

博士有次跟我说，同样是两个发达省份，他以前总觉得江苏的东西比浙江好吃。后来有人提醒他，从小在浙江农村的老家长大，考上大学从农村出来，后来在江苏的大城市工作，吃得比老家好，那不是因为江苏吃得比浙江好，而是因为城里吃得比农村好（当然，这么多年过去了，现在农村吃得可不比城里差了）。

这是一个典型的错误归因。可是，生活中，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比如，“男人有钱就变坏”就是一句典型的错误归因。有些男人变坏，不是因为他有钱，而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个人渣，只是以前穷，想坏还坏不了。好男人，有钱了也不会变坏，比如上面的博士。

然后，我们再来看我们最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民企，现在要为他们的水深火热找到正确归因，还真不容易。而同时，有些国企此前过得相对好些，于是很容易简单化地归因为：国进民退。

要我说，“国进民退”这哪算什么“因”，这也只是描述了现象，背后还有更深的成因。只是，这成因比较多元，并不简单，让我们一一寻找。

民企之困

我从小在浙中县城长大，我们县工业总产值中90%左右来自民企（2017年）。因此，可以毫无夸张地说，我们是民企养大的，那些没什么文化的土老板，用超乎常人想象的吃苦耐劳，在一幢幢黛瓦白墙的婺式古民居中敲敲打打出产品，然后睡车站、睡车皮把这些东西卖到全国，于是，把一片穷山恶水硬是送进了全国百强县。政府用这些民企交的税盖起了学校，我们才有地方上学，才能考上大学，走出大山。甚至在我们父母从国企下岗时，民企老板看中他们的技术，送来聘书，这几乎是一次经典的国企“被改革”而释放生产要素（熟练掌握技术的劳动力）给民企从而扩大产出的案例。我们对民企、民营经济有着很深的感情。但我认为，我报答故乡民企的最佳方式，就是找到困境的根源，而不是在那一味地为他们呐喊。

所以，民企为什么这么难？这是首先要准确归因的一个问题。

大家都知道，我国政府从来没有任何文件体现过所有制歧视，从来没有说什么事情国企有特权而民企没有，“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也写在《宪法》里。但是，确确实实有那么一堵透明的玻璃墙，让民企的处境差于国企。这反而更难办了。如果有那么个文件造成了所有制歧视，那么我们去讨论修改这文件就可，现在我们却是面对一堵透明的墙，找不到负责的人，这才是最可怕的事情。

所以，浙江大儒阳明先生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世界工厂时代

我们浙江民企腾飞的30年，刚好是中国充当世界工厂的30年，这不是巧合。认识这个问题，我们还需要从高视野，理解全球产业梯次转移这一背景。

什么是全球产业梯次转移？

二战后，1950年代，美国开始发展汽车、化工等重工业，纺织等轻工业开始向日本等国转移，并持续了20年左右；

1960年代开始，尤其是1970年代石油危机后，日本等国的轻工业做不下去，产业升级为电子信息等，轻工业转移至“四小龙”。美国产业也继续升级。

1990年代后，轻工业密集向中国大陆转移，“四小龙”产业继续升级。冷战结束后，大量军用信息技术转民用，美国产业进一步升级。

全球产业梯次转移的背后，是各国产业发展过程中，随着土地、劳工、环境等各方面成本的上升，低附加值的产业难以为继，开始向更欠发达的地区转移，而自己则升级转向更高附加值的产业。二战后的世界各国产业变迁，几乎都是这样一轮一轮的产业梯次转移构成的，我国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环。

我国建国后，计划经济时代，人为布局工业，浙闽沿海作为海防前沿，没有布局什么重工业。东北人在国企工厂领着高工资时，浙闽的农民还在贫瘠的山地里艰苦耕作。改革开放后，经济结构开始调整，逐步引入市场机制后，国企经营开始陷入困境，直至1993年，首轮国企改革启动，总理说“抓大放小”，大的整合，小的变卖。由于浙闽本身就没布局什么大型国企，只有一些小型国企，一下子全成了“放小”的那部分，于是变卖得一干二净，形成了这一带民企占绝对比重的经济结构，而且整体上，民企比国企单体规模要小，活力大，但抗风险能力弱，一有风吹草动中小民企会先遭殃（比如2004年、2011年宏观调控）。

刚好这时候，全球产业梯次转移刚好进入到了新的一个环节，即日本、亚洲四小龙等经济体开始把低端制造业往中国大陆转移。东南沿海的广大民企抓住了这一时机，蓬勃发展。全国经济高速增长，内需外需旺盛。这些民企从事的一些低端制造业，生产一些轻工业产品，产销两旺。于是，沿海地区经济随之腾飞。尤其是2003年我国加入WTO后，这个产业转移进一步加速。

我国各项生产要素的低成本为这个世界工厂创造了前提。广大腹地的人口优势，为世界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工；而那些被工业污染的青山绿水，也提供了廉价的环境成本；地方政府为参与GDP竞争，呵护民企，征税、监管上也尽量给予优惠。极盛时，遍地小厂，热火朝天，山海一隅的温州，全市竟然有45万家小企业，每20人一家。

我们是这个时代的受益者，我们下岗的父母在民企再就业还领到了比国企更高的工资的时候，东北同学的父母就没有这么幸运，形成了城市贫民阶层。

我们也是这个时代的受害者，我们那些在世界工厂时代的污染中患癌症去世的父亲或母亲，终究没等到五水共治之后江南故乡重现的莺飞草长。

谢幕之时

2007年底的次贷危机，基本上给这个时代敲响了警钟。尤其是2010年之后，我国大陆也开始陆续进入了低附加值的产业难以为继的时期。随着我国土地、劳工、环境等成本上升（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合理的，否则难不成你还能规定民工的工资不许增长？难不成还能允许继续排污？），低端制造业的利润空间被迅速压缩。有些产业往内地转移，有些则往东南亚转移，继续着全球产业梯次转移的故事。剩下的一些还能勉强维持微利的民企，维持着每件产品几分钱的微薄利润，一旦遇到征税从严（过往民企有很多偷税漏税偷排的现象），也就只能关门了。利润（以ROA表示）过薄时，部分企业还通过加大杠杆来保住ROE，结果一遇上金融去杠杆，也关门了……

换言之，原本就是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础上的低端制造业，因为各种要素成本的提升，本身就已到了无利可图的时期。原先还靠偷税漏税偷排苟活一阵，现在随着征收从严，也告终结。我们看到的是，大量从事低端制造业的中小民企开始关门，统计部统计的中小型企业数量快速下降（数据：WIND）。大型企业数量其实也在下降，只是由于数量本身就少，所以降幅也小。

而如果按所有制成分分类，则发现，各类企业的数量均在下降（数据：WIND）：

而其中的大型企业，由于有规模经济，成本偏低，存活的概率大一些。因此，很多行业出现了“头部化”特征。这一现象并不是这两年才出现，其实已经持续好几年了，而近年的“供给侧改革”人为助推了这一进程。行政干预市场的行为受到了争议，其实无此干预，市场也会自然出清（也可能有些“预算软约束”的企业无法自然出清，不得不行政强行出清）。

即便有多少不舍，养育我们30年的世界工厂时代，终于走到它谢幕的一天了。感念低端制造业在创造中国经济奇迹中立下的丰功伟绩，我们更愿意称之为“光荣退休”。

低端制造业的退休，是客观规律，不可避免，我们与其考虑怎么顽抗，还不如考虑如何应对。

应对方式也没那么好找。比如有些老板传统产业做不下去了，于是下定决心再融一笔巨资，投入到所谓的新兴产业中去，没想到新的产业并不容易操作，最后血本无归，自身也成了去杠杆的标的。大家最近看到的很多民企的典型债务违约案例，都属于这一类型，这里就不点名举例了。但请注意，这些民企和前面讲的无利可图而被淘汰的民企完全不是同一群，因为那些被淘汰的民企已经经营失败，很难再借一笔巨资去转型了。新兴产业大多是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跟很多资本密集型、人力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完全不是一个玩法，很多老板无法驾驭。我们在调研中也见到过转型升级成功的民企案例。事实上，转型升级的前提是对科研、教育的投入，这些我们尚有欠缺。

这一过程中，从事低端制造业的国企（浙江比较少，内地、北方多），日子也好不到哪去。有的时候，我们调研中也看到有些国企由于承担了很多民企没有的社会成本，养着大批的员工和“三供一业”，日子比民企还惨。

但是，国企也有一种神奇的“优势”，就是政府信用加持，遇到困境时，总是僵而不死。这种局面的根源，是因为政府掌握了过多的资源，动用各种资源协助困境国企（企业遇困，股东设法相救，这本身天经地义。民企股东也会动用资源去拯救民企，但它掌握的资源跟国企的股东——政府——完全不在一个量级，这才是问题）。所以，所谓“国进民退”的根源是在于此。这就是国企“预算软约束”问题，国企股东的全能化加上银行的高度市场化（银行选安全的企业做业务是符合市场化原则的），就出现了信贷资源的错配。其根本解决之法，还是把政府“有形的手”关到笼子里，规定政府在履行国企出资人职责时，所动用的资源必须是清晰界定的（政府处理公共事务时可以动用无限资源）。只有解决了这一问题，才能打破国企的预算软约束，困境国企才能有效出清，腾出所占用的信贷、土地等资源。幸运的是，这些工作目前也已在推进。

预算软约束，或许就是我们苦苦寻找的那堵“透明的墙”，那群“心中的贼”。

我们能做什么？

既然低端制造业的谢幕是全球产业梯次转移的必然规律，我们是不是就眼睁睁看着这些民企倒闭，而不闻不问呢？

当然不是。政府至少应该做几件事情：

（1）加快培育新兴产业，扶持技术进步。日本、“四小龙”的很多产业升级，很多技术其实是承接了更前端的美国的产业下移，有时候甚至是美国主动提供的技术。有些低端产业美国不想自己做了，主动找这些人来给自己做配套加工，自己去做更赚钱的事。但是，这次，显然美国没有打算把技术转移给我们，甚至还想封堵我们。我们得自力更生了。而产业升级，靠小型民企显然是力不从心的，他们投不起那么多钱（商业模式创新类的转型升级可能对资金投入需求少一点），还是需要大中型企业为主，以及政府在教育、科研、产业政策等方面的投入。国内已经有杭州、深圳等成功案例，清退了低端产业，初步实现了产业升级，“腾笼换鸟”，诞生了一大批优秀的新兴行业企业——别忘了，这些企业中大部分是民企。可惜，放眼全国，成功例子还不够多，大家继续努力。

（2）转型不可能一夜之间完成，在找到新支柱产业前，大家还得吃饭。同样，东南亚承接我们的低端制造业也需要时间，他们也没完全准备好。所以，去杠杆、淘汰旧产能，也得有序进行，甚至在必要时政府给予一定救济（补贴结构性失业的人群）。否则，新的产业还没准备好，旧的产业去完了，青黄不接，大家都得挨饿。因此，政府这时应出台很多“放水养鱼”的政策，降税减费，放松管制，搞活市场，让这些低端制造业有序退出，并发展大量第三产业（生活生产相关的服务业），吸收低端劳动力人口（我国国情与小型经济体不一样，有大量的低端劳动力需要养活，不可能100%转成所谓的高端产业）。毕竟，民以食为天。

我们相信，度过这一劫，民企在慢慢找到新产业、新技术后，仍然会有春天，但低端制造业的春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