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河农商行股权出售遇冷 打了6折终成交

（原标题：黑河农商行股权出售遇冷 打了6折终成交）

9月4日，经过4次拍卖、3次折价后，黑龙江黑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河农商行”）8%股权拍卖有了结果—黑龙江兴安矿业开发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黑龙江兴安矿业”）竞拍成功，标的资产估值约1.57亿元，成交价9408.02万元，折价近四成。

完成拍卖，黑河农商行的股权拍卖信息显示为“已结束”，而农商行股权拍卖的信息仍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拍卖网站上。阿里拍卖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9月9日，今年以来有关农村商业银行股权拍卖或变卖的信息逾1800条，而处于“即将开始”状态的农商行股权的拍卖或变卖的信息近200条。

“与农商行原本就较为复杂的股权结构有关，其中有很多历史问题。”苏宁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赵卿表示，农商行多由农信社改制而来，个人股东或中小企业股东出现法律纠纷或是抵债后需要处置，一般会通过司法拍卖股权的途径来处置。

股权六折价格易主

阿里拍卖平台显示，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在今年4月将黑河农商行8%股权进行第一次拍卖公示，当时挂牌的起拍价为1.25亿元，6月正式拍卖的起拍价约为1.18亿元，结果为流拍。直至9月启动二次拍卖，起拍价已降至9408.02万元，相当于估值的六折，黑龙江兴安矿业作为唯一竞拍者以起拍价竞拍成功。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第一次拍卖可以降30%，最高第二次拍卖可以降20%。”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负责此次拍卖咨询的马法官在电话采访中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公开资料显示，黑河农商行前身为黑河市爱辉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于2011年1月改制成立，后经两次增资注册资本已增至10亿元。该行地处黑龙江北部中俄边境，分支机构也集中在黑河市爱辉区辖内，在2016年末已下设8个一级支行、13个二级支行和11个分理处。

据上述拍卖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2017年6月30日，黑河农商行账面价值中资产总计326.36亿元，净资产6.92亿元。而据中诚信出具的信用评级报告，2017年黑河农商行主体信用等级为AA-。这一评级在发行同业存单的348家农商行中并不算差。据不完全统计，在2017年农商行主体信用评级中，获得AAA评级的仅5家，获得A+评级的农商行数量最多，为58家，其次为获AA-评级的有49家，其中近期在A股IPO排队的亳州药都农商行同为AA-评级。

拍卖完成后，黑龙江兴安矿业需按交付标的物网拍成交余款办理相关手续，以及经过银监机构的批复。马法官告诉时代周报记者，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仍将监督后续进展，负责办理股权过户手续等。

记者注意到，黑龙江兴安矿业还持有大兴安岭农商行0.37%的股份。在拍下黑河农商行8%的股权后，仍符合按照《中国银监会农村中小金融机构行政许可事项实施办法(修订)》规定—“法人及其关联方合计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农村商业银行股本总额的10%”。

马法官在电话采访中表示：“拍卖公告中对竞拍人的资格有明确提示，参与竞拍要自行咨询发售行、银监部门。我们无法审查，所以未按要求参与竞拍需要自己承担损失。”

而黑河农商行8%股权的原持有人—河北万众矿山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万众矿山”），在拍卖完成后将不再是黑河农商行股东。此次拍卖的原因为“河北万众矿山陷入法律纠纷”。据企查查显示，其已被执行人信息20条、11次被列为失信人，另有5条司法协助信息类型均为股权冻结。

无独有偶，湖北天门农商行900万股股权近日也在阿里拍卖平台进行第二次拍卖，原持有人湖北正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因合同纠纷被法院执行拍卖；重庆农商行内资股400万股的持有人北城致远集团，卷入多起合同纠纷、民间或企业借贷，导致其持有的股权资产被执行拍卖。

时代周报记者致电黑河农商行在其同业存单发行计划中公布的电话，其工作人员表示，对股东所持股权拍卖一事不知情，对可能存在的经营情况变动也未予置评。

农商行股权出售常流拍

今年1月1日至9月9日，阿里拍卖平台上有关农村商业银行股权拍卖或变卖的“已结束”信息近1200条，其中多为流拍与折价。

9月8日，安徽金寨农商行0.13亿股股权在阿里拍卖平台进行第二次拍卖，起拍价为0.22亿元，已较评估价下降3成，拍卖结果为流拍；湖北巴东农商行10%的股权价值在经过今年5月15日和6月23日的两次流拍后，8月份公示其变卖公告标的的评估价为0.29亿元，变卖价为0.16亿元，较评估价减少近五成。

除了被司法强制拍卖之外，还有部分股东通过产权交易平台，主动卖出农商行的股权。鸿博股份今年5月在北京产权交易所发布公告称，转让所持有的成都农商行3000万股股份；8月再次挂牌出售上述股权，价格下调为1.04亿元。同样在北京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还有大兴安岭农商行1.26亿股股份，占其总股本的18%，转让方为其第一大股东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转让底价2.8亿元。

上述两则挂牌公告，均表示“在不变更条件的情况下无限延长，直到征集到意向受让方”，截至目前仍未有合适的买家出现。

“农商行的贷款投向多集中于当地的小微企业及农业，易受当地的经济因素影响，同时存在公司自身的治理问题，而监管对中小银行股东的要求较为严格，要找到合适的股东并不容易。”一家全国性股份银行深圳分行的信贷业务人士告诉时代周报记者。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部分农商行爆出的不良贷款率骤升，资产质量情况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据银保监会近期数据，截至今年二季度末，农商行的不良贷款率上升幅度明显，由一季度末的3.26%升至二季度末的4.29%，上涨1.03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由一季度末的158.94%降至二季度末122.25%，下降36.69个百分点。另外，今年上半年各地银监分局对机构开出罚单共555张，而农商行共领罚单177张，排机构罚单数量的第一，并已有6家银行的信用等级被评级机构下调，其中有5家为农商行。

对于农商行在今年显示出不良贷款率骤升、监管处罚和信用等级下调的现象，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瀚向时代周报记者表示，上述现象实际是早些年商业银行发展所引发的，需要考虑不良率产生的滞后性。

天风证券廖志明在其行业研报指出：“农商行相比上市银行普遍公司治理水平较低，风控水平不高，不良认定标准较松，因而受不良监管趋严影响较大。”

浙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殷剑锋在近期提出，从短期的经济形势来看，因为经济下滑，银行的风险逐渐暴露，是一个短期的趋势。江瀚在采访中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补充说：“商业银行所具备的风险控制体系仍是现在互联网金融尚不能企及的，而在整体国家去杠杆、严监管的大趋势上，无论是城商行或农商行都仍有优势。”

“农商行改善资产质量的关键点，是提升整个信贷质量，尽快地降低原先业务的金融杠杆率，才能将风险放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江瀚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