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该怎么看待人口问题？

（原标题：我们该怎么看待人口问题）

最近有篇向40岁以下国民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建议引发热议，讨论几乎是一边倒，认为用收费的方式改变国民的生育习惯的提案简单粗暴。不过这一讨论之所以能成为舆论圈的焦点，凸显了两件事：大家担心中国人口结构正在发生的急剧变化对经济的可能影响，另一方面，因为养育孩子的成本飙升，很多人都认为鼓励生育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可如果简单的把养育孩子的成本强加到所有人身上，有失公平。

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是国之大计。摩根士丹利的夏尔马在他的著作《国家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na-tions，中文版即出）中，开宗明义提出，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人口结构至关重要，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国家的人才库是在增加还是缩水。而判断国家人才库动态有两个指标，一个是未来五年劳动力人口增长的预测曲线（这里劳动力人口的定义是15-64岁的人口总数），另一个则是政府在采取什么措施来抵消人口增长的放缓。

中国劳动力人口发展已经走过了拐点，在2003年劳动力人口年度增长开始低于2%，到了2015年增长第一次为负数，劳动力人口变化的速度惊人。

人口增长放缓的另一面是人的寿命大幅增长。按照《百岁人生》（The　100　year　life）的预测，零零后的一代新人活到100岁的概率要高得多。中国的人均寿命已经达到了75岁，和许多发达国家不相上下。一项分析预测，中国65岁以上的老人占总人口的比例到2027年将达到14%，相对于2000年7%的水平翻了一番。类似的翻番，美国用了115年，法国用了69年。

中国人口政策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变化的速率问题，无论是生育率放缓、劳动力人口的变化速率，还是老龄化的速度，都比发达国家人口增长放缓、老龄化加剧的步伐要更快，给我们进行政策调整的窗口也因此更短。相比之下，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改变可谓步履蹒跚。

人口炸弹，还是人口红利

全世界面临最大的问题是人口过多超出地球可以承受的范围，还是人口增速骤减导致年轻人越来越少的经济灾难，归根结底是我们怎么看待人口的问题。

环保主义者认为人口的增长埋下了“人口炸弹”。联合国的一份调查就被广为引用。调查预测到2050年全世界人口将接近100亿人。要满足这么多人的基本粮食需求，到2050年全世界农产品收成需要增加50%。因为全世界只有1%的水资源是可以使用的淡水，届时会有45亿人缺水。人口爆炸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地球到底能不能承受或者供养地起100亿人，当越来越多的人希望享受中产生活方式的时候，我们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淡水、住房、交通、电力、资源等等去供养众多消费升级的人口。

经济学家认为，人口会带来人口红利，尤其是年轻人人口的增长，会直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一个国家利用人口红利也是有前提的，那就是政府必须创造出足够好的经济环境来吸引投资，创造就业。

全球经济史上人口快速增长非但没有带来经济增长，反而出现更多困难的例子比比皆是。在阿拉伯世界，1985到2005二十年间，人口增长超过了3%，但是2010以后，许多阿拉伯国家都出现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40%的伊拉克年轻人，30%的埃及和突尼斯的年轻人都没有工作。同样，在1960到1970年代，中国、印度和非洲的人口增长都没有带来经济增长，伴随着的却是失业率的激增。中国只能通过“上山下乡”来消化城市里过剩的年轻人。

即使是现在经济发展增速最快，而且仍然有着巨大人口红利的印度，也面临严峻的就业问题。每年印度有1000万年轻人加入职场，只能创造500万个工作机会。2016年有700万印度人申请8300个基础公务员的岗位。十年前，关于中国经济必须保持8%的年度增长的一项考虑就是，必须保持这样经济成长幅度，才能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

专门研究新兴市场的夏尔马在《国家兴衰》中，对二战后56个保持了十年以上经济增速6%的国家做了一番分析，发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期，这些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平均增速为2.7%。他因此总结出一个经济发展的经验法则：一个国家的劳动力人口增长率如果低于2%，很难保持长期的经济增长。夏尔马同时发现，在过去30年，对移民很开放的美国劳动力人口增长最快，是法国和英国的两倍，德国的五倍。劳动力人口增长更快很好地解释了美国经济更快的发展速度，美国、英国和德国的人均GDP的增长差不多。两个案例都很明确：人口红利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很明显。

环保主义者从全人类命运的担忧，当政者对增长的人口带来的潜在问题的关注，经济学家研究得出善用人口红利带动经济发展的例子，都意味着人口政策的考虑不应是一元的，不应仅仅从人口到底是增加好还是限制好，或者是该不该坚持计划生育还是该不该鼓励多生孩子这样对立的角度去看问题。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全球大部分地区人口的增速正在下降。二战后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到了1990年代以后，全球人口增长放缓到了1%，日本、意大利和德国等国劳动力人口已经开始下降。而到了2010年代，最大的20个发展中经济体，只有沙特和尼日利亚的人口增长率在2%以上，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超级大国都面临人口增长放缓的问题。人口政策讨论的天平因此倾向于如何保持增长而不是担忧人口爆炸的威胁。

看得见的手是否可靠

经济学家预测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潜力的另一项指标是赡养比例，也就是退休老人与劳动力人口之比。中国2010年经济增速见顶，之后中国人口结构的赡养比率也开始从三分之一（一个老人三人赡养）开始攀升。如何鼓励生育，一下子成了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新问题。如果赡养比率快速飙升，不仅社保面临巨大缺口，整个经济发展的活力也可能出问题。

中国关于生育政策讨论的这一转变也符合全世界的潮流。根据联合国的数据，2015年发达国家有70%开始贯彻鼓励生育的政策，而20年前这一比例只有30%。

最常见的政策就是生育补贴。很多国家鼓励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上，给生第三个孩子给予高额补贴。举例来说，加拿大1988年就开始提供生育补贴，澳大利亚和法国也都在2005年开始推出各自的生育补贴，而以法国的生育补贴尤为慷慨。

法国针对生育三孩家庭的补贴包括：保姆津贴、减税、增加10%的养老金以及补贴火车票打折25%（火车是最重要的通勤方式），政府还发给第三个孩子每月400欧元津贴，如果母亲辞去工作做全职妈妈，她可以还可以每月领取1200欧元津贴。按照设计者的想法，慷慨的政府补贴是为未来投资，虽然成为全职妈妈的妇女退出了职场，但是她是在为培养二十年后的劳动力做贡献。

遗憾的是，上述生育补贴没有一例创造出令人惊艳的成效，并没有从根本上扭转生育率降低的趋势。

加拿大在实施一年之后就取消了生育补贴，因为不同阶层对于生育补贴的反应不同，大多数响应者来自低收入人群，他们的孩子加剧了国家福利的负担。澳大利亚的生育补贴2011年被削减，因为效果不高。法国则在2015年大为削减补贴，原因也是效果不高和财政压力。

和计划生育不同，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法国的例子明显告诉我们，国家政策鼓励生育，过程会很慢，结果也很难预测，因为老百姓的生育问题实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既关乎每个人的自由权利，也与城镇化息息相关，还取决于社会习惯的转变，绝不是出台一个刺激政策就可能立竿见影的。

“不承诺”的九零后

在《百岁人生》里，格拉顿很敏锐捕捉了正在发生的人生变化。如果说工业时代给塑造了“学习、工作、退休”的人生三段论，那么当人生变得更长更健康，普通的三段论人生阶段也会有所改变。就好像过去一百年增加了两个人生阶段也就是青少年和退休阶层（100年前很少有人活到50岁以上），现在又已经增加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也就是从18岁到30的阶段，可以称之为“探索”的阶段。

九零后恰恰是探索阶段的一代，零零后也正在迈入这一人生阶段。他们不再像前人一样愿意过早做出承诺，无论是对婚姻、家庭、还是工作。这种探索阶段让他们可以尝试更多的可能，但是，这也意味着，越来越多人会推迟成家立业，育儿的时间也会越推越后，还会有更多人选择不生孩子。人生新阶段给生育率带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中国年轻人的生育观，可能更复杂。多年计划生育深刻改变了社会习惯，一方面塑造了独生子女一代人，没有兄弟姐妹的这一代人更容易和全球同步，专注自我，专注职业发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中国“多子多福”的传统。

中国的发展不均衡也意味着不同地区的生育观也会有差异。比如，城镇化的过程明显影响着生育观。全球经济史上也有类似的例子。工业革命之前的欧洲和传统的中国一样，家庭里男女有着明确的分工，男主外女主内。过去100年随着妇女的解放，大量妇女进入职场。但女性进入职场的速度，大大快于传统观念改变的速度。很多职场女性为了职业发展不得不推迟生育年龄。

但是社会习惯的改变与社会经济的改变是脱节的，或者说速度不一。比如男女在家庭中所扮演角色的观念，各国改变的速度就不同。在北欧、英国和法国，传统的观念已经被彻底颠覆，在北欧有男女都有带薪产假的法律新规。当然，在制度上，因为政府和社会能提供更好地托儿和幼儿园服务，这些国家的女性返回职场比较容易。相反，在德国和意大利，家庭中男女分工的传统观念改变慢得多，导致越来越多女性选择为了职业不生育。这是德意和英法在生育率上有差别的原因。

人口政策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即便是政府政策，也不可能是放开生育、鼓励生育、生育补贴这么简单。鼓励家庭养育孩子，需要政府、社会和家庭的共同努力。一些普遍的经验，比如父母双方都能享用足够长的带薪休假、加大对托儿所和幼儿园的投资，需要落实。另一些中国特有的问题，比如说高房价的压力、教育资源的不均，则需要更多创新讨论去破题。

（作者为《经济学人·商论》执行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