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货币政策转为“松紧适度”很有必要

2018年第二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7月21日在青岛召开，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认为，我们的在走向新常态的L型转换已经基本成型的基础上，要紧密结合结构优化，依托“最大市场”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进一步发力扩大内需，这方面货币政策近期已经转为“松紧适度”，这很有必要，是符合宏观调控“相机抉择”要领的，

以下为演讲全文：

我借这个机会谈一下关于当下经济运行一个特定视角的认识，我发言的标题是“不确定性中的确定性：扩大内需优化结构，改革开放创新图强”。

在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应该讲上半年确定性是比较明显的，中国经济在平台状运行，一季度报出6.8%，二季度统计局报出的经济增长速度数据还有6.7%，上半年总计是同比6.8%。

有必要指出，有时候在网上特别容易看到的极端化的恐慌心态，是非理性的。如果基于今年中国宏观经济上半年的表现做直观的评价来说，不出意料的这个确定性，是在平台上面继续保持了我们在6.75和6.9%这个很窄区间的运行，我们种种优化结构的努力还在实施之中，而且在各个地方的调研中，可不断感受到中国经济成长的韧性和回旋余地，这几年给人印象非常深刻，而且将会再次有所表现。其实大家注意一下，经济整个运行中间的社会心态有点像股市，大家都感觉到有恐慌时，有一些更有洞察力的主体可能认为是机会，巴菲特的名言无非说的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大家都非常兴奋的时候，他要特别冷静，而大家都感觉恐慌的时候，他可以表现为相当贪婪地出手。我们就在这一片不确定性的困扰之中，看到了美国的特斯拉电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已有大手笔，独资在中国本土建立大规模的电动汽车生产厂家，在上海那边正式启动之后，据说于北方还要有大动作。它无非就是看重中国的市场潜力，在综合比较之下的中国投资机会。

我们宏观经济运行如果从平台来看，是从2015年下半年开始的，到现在已经三年之久，12个季度在平台状运行，如果不出大的意外，稍微往下调整以后，仍然有望延续这种由新入常的平台运行状态。有种种的预测分析，不会太精确，但是可以作为参考。

下半年和今后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外部的冲击和影响，对连锁反应是值得特别关注的，十分敏感的股市和汇市，可能会比实际上应该客观估量的影响表现为升级状态，特别是某些短期的冲击，可能把经济问题社会化。很多未知的变化来临的时候，我们只能是被动的，只能力求有腾挪预案，力求防患未然地尽量做一些应急准备，和及时的应急处理。

我作为研究者试图提炼一个战略思维：我认为新阶段上的战略思维，应该是在“比较优势”原理及其相关思想认识解释不了的其失灵领域，确立我们在新供给经济学中十分推崇的“守正出奇”的“追赶-赶超战略”这样一种思维，相关理论模型西方学早有讨论，就是发展中必然有波动，波动中后发的经济体有可能出现阶跃式、上台阶式的发展。人类历史的实际情况也可以表明，总是在你追我赶，中国实现现代化，是长期落伍之后，“蓄之既久其发必速”，在发展中我们要努力地通过追赶最后达到现代化状态，进入现代化强国的伟大民族复兴。在这个现代化实现过程中，我们可对比的案例是历史上跑在前面的并不会永远在前面——英国曾经通过追赶然后赶超了荷兰，美国又通过追赶而赶超了英国，中国有原来邓小平“三步走”的战略，进一步具体化到十九大“新的两步走”，就是2035年基本建成现代化，2049、2050年的时点上，要建成现代化强国，要进入现代化强国之列。相关理论模型的进一步的探讨，对应着的我们要找到新的动力源，就是供给侧的全要素生产率，这种战略思维是要把比较优势解决不了的那部分以一种理性的供给管理的赶超战略来实施供给侧要素的潜力释放。当然也要匹配必要的、周到设计的策略。

当下面对不确定性，从战略抉择的视角来讲，显然我们要努力防止最坏的情况——最坏的情况就是假设滑入“类冷战”的局面，因为有核威慑，并不是一下就走到热战，但是冷战局面中，双方认为是敌对集团，以对抗而无法形成建设性合作状态，这是一定要竭力避免的。我们有一种理性判断：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要尽可能地形成一种国际上的合作与竞争局面中的中国和平发展外部环境。

这些讨论之后，我想强调一点，从全局和长远来看，这些不确定性旁边，的确还有确定性。这个确定性在于，只要中国别无选择地做好自己的可做之事，时间是走上坡路中国的最好的朋友。我们无法选择的事情，只能说有预案来准备做腾挪式的应急，我们自己能做的事情，就是中国自己的改革开放之路，一定要坚持，在我们的工业化、城镇化的旁边匹配上市场化和国际化，当然，还包括信息化，还要加上政治文明追求的法治化、民主化。这个开放是认清人类文明发展到全球化阶段我们只能顺应而不可能违拗的潮流，而这种全球化视角上的开放，一定会卓有成效地倒逼我们自己攻坚克难的改革。如果合在一起，我们可以看一下，有学者把中国和美国在经济成长中发展速度的曲线，把时间轴调整以后重合在一起，高度一致。

中国1987年开始，美国是1900年开始的，把这两条线放在一起看得出来，中国的速度是美国的3.9倍。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明显地落伍了，但是上个世纪三件大事陆续排开，从辛亥革命，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面三件大事铺垫着使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走现代化之路的表现，就是超常规发展。我们如果能继续坚持在这方面做好自己的事情，中国现在从大概率上看没有理由对于发展中前景丧失信心。我们是在走上坡路，美国的发展当然还有它实际的表现，也会继续有各种各样潜能的调动，但它毕竟和中国这种发展有明显的速度上的数量级区别，在对比的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上坡路，而美国确实是下坡路。

把这些形成一个认识框架之后，下面我想强调中国可选择的、我们自己的可做之事有这样几个要点：

一、进一步扩大内需。我们的在走向新常态的L型转换已经基本成型的基础上，要紧密结合结构优化，依托“最大市场”的潜力、韧性和回旋余地进一步发力扩大内需，这方面货币政策近期已经转为“松紧适度”，这很有必要，是符合宏观调控“相机抉择”要领的，财政政策配合总量扩张的同时，应更加积极地在投资、消费量方面，注重结构优化地发力支持。

投资方面，中国可选择的聪明投资或有效投资，有巨大潜能空间，关键是认识机制创新所对应的巨大潜能空间的释放。这是必须匹配的——有潜能空间，没有机制创新，很多事情是不能如愿的。在这里面我们当然不能讳言产业政策，产业政策显然是必要的，这种产业政策的设计上相对容易解决它的方向和支持重点的选择问题，关键是它的实施机制，这种实施机制如果掌握不好，产业政策非常容易出现扭曲和失误。我们在这方面不能因为害怕出现失误而把小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要按照理性供给管理的取向，特别注重像PPP、产业引导基金等等这方面的创新，这些创新的挑战性所伴随的，是要走通“守正出奇”之路，通道是比较窄的，但我们可能别无选择。守正是坚定不移地认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出奇是不能简单照搬市场经济的已有经验，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场景中出奇、创新，而且要争取出奇而能够制胜。这里面一定的试错和失败率，是不可避免出现的，但是我们要争取以比较低的失败率而形成总体合格的成功率。我们已经在这方面有一定经验的积累，继续鼓励创新中，应总结在各个地方、各个行业我们现在可以总结的一些正面的经验，同时也要总结值得汲取的教训。在有效投资的实际操作领域方面，我个人觉得这种投资的机会和潜力空间的认定，是相对容易的。全中国现在一百多个百万以上人口规模的城市，按照国际经验，要抓紧建设这些中心区域四通八达密度足够的轨道交通网，这个事情往前一二十年是做不完的，这方面必须对应PPP机制。这些轨道交通网密度足够、四通八达，需要配套的还有一个可举的例子：要有停车场和停车位。这些停车场和停车位是多大的投资量呢？有关部门说全中国城镇区域大概缺少五千万个停车位，这个数量级上不会太离谱，因为北京统计下来缺差不多三百万个，深圳统计下来缺将近200万个，两个地方就将近500万。全中国这几千万停车位咱们按静态算下来，一个车位十万元投资，总计就是5万亿的投资量，千头万绪的事情中，一个事情就是5万亿。当然政府出不了这么多钱，但是停车场、停车位是整个有效供给体系必不可少的，以后这些停车场所还要立体化，还要配充电桩，动态算十万元一个是远远不够的。

这个事情怎么解决？非常容易解决：只要有一个好的合理的匹配规划，它可以对应PPP机制，这种机会我们在中国认识到它们的存在，我觉得相对简单，关键是要组织好机制创新。

另外一个角度是消费，很多的同志强调扩大内需要以消费为重点，当然是充分意识到了消费的意义和作用，但是要特别强调的，是这个消费毕竟是由投资和经济活力支撑起来，才是有可持续性的。这个活力和民众好的预期所支撑的消费，必须基于我们前面经济基本面方面把工作做足。有效投资和“双创”是本源，是消费的基本面，把这个基本面的支持做好了以后，老百姓减少预防性储蓄，会更积极地把当期收入、甚至动用一定的储蓄来用于消费。这方面应比较直率地指出，我们要避免一些低级错误。这些管理部门所说的“政绩”，我认为恰恰是败笔，本来完全可以加一些引导，尽可能保持这些在社会生活中对老百姓来说可以提供很多生活便利、消费便利的店铺，但是一刀切式统统把店铺拆掉以后，保持所谓形式主义的街道上的整洁，打掉了多少GDP，打掉了多少基层草根创业创新者的生计！多少家庭受到这方面的影响，多少消费者碰到的是新的不便利的城市环境！

最近这一轮又来了，我们财科院所在的阜成路，沿街几百家店铺，银行、餐饮、服装店，各种各样的商业场所统统给拆掉了，一夜之间弄成一道冷冰冰的墙壁。什么意思呢？这种情况可不是一个阜成路，翠微路，西边很多地方都如此，它所带来的对于商业繁荣的打击后面，打击的是消费，而且打击的是底层劳动者的生计，又使多少家庭受到了冲击和影响。

第二点我认为应该强调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攻坚克难。我们深水区的攻坚克难啃硬骨头，到了事关“冲过历史三峡”的关键性阶段，只有取得改革决定性成果，我们才能在全面小康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达到“新两步走”宏伟目标。领导人所说的“最大红利”，才能带出“科技第一生产力”的效应充分发挥。所以，转轨中新供给研究群体更强调首先要制度创新，“制度高于技术”，制度创新才能充分打开科技创新潜力释放的空间。中央已经在推进的大部制改革、制度反腐等啃硬骨头的任务，显然还要匹配上也是中央历次文件强调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及大家意识到的中国一定要推进的教育和科技改革（没有这种改革是无法破解“钱学森之问”的），还有司法体系改革、不动产相关的基础性制度改革，解决房地产业到底怎么找到健康发展长效机制的问题。这些都是硬仗，但我们别无选择，必须面对这样一些攻坚克难，交出合格的答卷。

第三，要坚定不移地全面扩大开放，以高水平开放倒逼深层次改革和高质量发展。80年代初邓小平认定“闭关锁国”是死路一条，现在仍然可提醒我们，在外部压力和不确定性面前，我们自己不要乱了方寸。只有在竞争中，我们才能真正成长起来。我们要从正反两方面总结全球化中间的开放，从主导层面认定这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潮流和我们创新的必由之路，实践检验真理，现代化这方面对于规律性认识可总结的真理，我们已经可以非常有把握地认定，就是必须继续开放，而且继续扩大开放。中央也是在今年博鳌论坛以后，一系列的进一步扩大开放的举措，十分正确，十分得人心，我们金融的开放，已有一系列实际的要求，还会继续配合改革的开放，还有互联网方面的开放，我们外汇和人民币国际化方面以后必然要推进的开放举措等等。加入全球舞台合作竞争中的所谓与狼共舞，是唯一的共赢之路。    第四点，新一轮思想解放支持创新发展。确实有不同的认识，还有各种各样我们必须处理的一些棘手的事情，但是总体来说，中央已经强调的“思想再解放，改革再深入，工作再抓实”是基调。在“两个没有变”的战略判断基础上，我们要坚持和发展充满生机与活力的马克思主义，减少“贴标签”式的极端化观点的干扰，在党的基本路线贯彻中，务实地打开企业层面、科技领域、行政管理的创新与升级空间。

新经济概念下有了新零售，有了种种新的业态、新的商业模式，关于“互联网+”线上线下结合，我们最近调研中有深刻的印象：这个新的阶段正在到来，电商概念已经模糊，以后不好叫电商了，都是线上线下结合的，这种变化日新月异。中央特别强调的普惠金融，还有地方已经意识到很有意义的产业引导基金，以及这几年国务院可以说要求不遗余力推进的PPP，总体的态势都是方兴未艾的，但波浪式发展中也确实有必要在防范风险的情况下作波浪式处理，有了一个大发展的局面以后，要稳一稳，要强调规范化，特别要防止系统性风险，但是不能走极端地把防风险和中央说的防范系统性风险划等号，各个风险点跟系统性风险的关系如何？当然要在这方面防患于未然，但是看到一个风险点，上去就把它死死按住什么都不能动，就贯彻了中央精神？那其实大错特错。因为投融资领域里，风险点无处不在，看到风险点就死死按住，所有的创业创新就可能都被你封住了。创新要允许有弹性试错空间，这个试错里是有风险的，你如果不认可在试错中承受风险考验的话，创新免谈。我们现在必须有这样更全面的对中央精神的理解。在这方面，当然还要加大科研自主权，国务院最新精神的指导下，我们应进一步把知识价值、科技成果应用与市场激励机制充分对接，这也是一篇大文章，我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过一定要改变官本位、行政化的思维来面对科研领域做所谓加强管理，那将使科研创新进入死路一条。国务院领导三令五申，中办国办多次给出指导意见，就是要继续解决把中国创新型国家之路走通必须克服的制度与管理弊病有效克服掉。

改革方面，思想解放的概念下，大家都可以在字面上承认“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问题是这种原则怎么落实于可操作？这也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实际生活中改革者出了错误，就有可能吃不了兜着走，就有可能整个翻车。怎么样真正形成鼓励改革创新，“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的大环境，我们还需要共同努力。

以“包容性发展”理念鼓励创新，实现国民素质、知识分子素质、官员素质提高的包容性发展，是全社会的问题。网上看到一些偏激的情绪宣泄，是“正常社会”必有现象，但也要说其实建设性不足——我们各个方面，怎么样在国民的视角、在政府管理的视角、知识分子也好、官员也好，都正视怎么提高我们素质的问题？整个中国的现代化需要大家“从我做起”。这样在思想解放的氛围之下，中国要努力把我们可做的事情做好，来实现走上坡路、也走入现代化“正常社会”中延续我们超常规的和高质量的升级发展。

这是我想借这个机会向大家汇报的一些不成熟的看法，请批评指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