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良飙升”个案拷问：谁的不良？

导读：一些企业出现债务问题后并不主动寻求解决，而是拖延等待政府救济。认为如果债务问题不上升到社会问题就要自己承担，事态严重了政府就会出面干涉承接债务。

本报记者 侯潇怡 深圳报道

向左还是向右，关于银行资产质量的判断，短期似乎无需再摇摆。

2017年，业界仍在探讨银行业资产质量是否已迎来向好的拐点，但2018年一季度商业银行不良率则再度上升0.01个百分点至1.75%，行业不良率连续五个季度未增长的态势被打破。

5月末，商业银行不良率（剔除口径差异）进一步攀升至1.9%，而后，两大农商行因不良率激增引发评级下调，另两家农商行IPO因资产质量问题被取消审核。银行业的真实资产质量问题再度引发关注。

市场最为担忧的是，近期暴露的资产质量问题是个案，还只是银行业此前被掩盖的资产质量问题即将更大规模暴露的前奏。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从原银监会官网披露的数据梳理和对不同区域银行业、企业人士采访时发现，银行业资产质量整体平稳向好已是行业共识，部分区域、部分类别银行资产质量风险亦切实存在，但银政企关系微妙，“说不清到底是谁的不良”。

区域异同：银行“随行就市”

截至7月13日，原银监会统计口径下的36个地区中，共有12个省／市公布了2017年和2018年一季度辖区内银行业不良率，其中，2018年一季度共有6个省／市不良率较2017年有所好转，6个省／市资产质量出现下降。

其中2018年一季度不良率最高的省份为吉林，为3.95％，此外不良率在3%以上的地区还有甘肃为3.70%，黑龙江为3.31%。不良率在2%以上的地区则包括山东2.64%，河南2.45%和贵州2.30%。

从区域分布上看，2018年银行业不良率较高的地区并未发生较大的变化，依然集中于西北、东北和华北地区，中部、沿海、华南地区资产质量表现相对平稳。一些不良本就表现较优的地区资产质量还在继续优化，如上海一季度不良率为0.53％，较2017年下降0.04个百分点，又创新低。

华南某农商行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近期部分农商行集中暴露出资产质量问题并不意味着全行业的风险在增加，相反，行业共识是资产质量整体在好转，更多的是曾经可能被掩藏的部分真实风险逐渐暴露，这也是为后续全行业更好的觉察和处置风险做准备。

某大行西北某分行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目前反映出来的区域的资产质量问题更多反映的是区域经济发展现状，实力较强的银行可以通过风控能力控制其资产质量，但就整个区域而言，银行也只能“随行就市”。

近日申万宏源一份地方债研报中统计，按照（地方债＋城投债）／GDP的广义负债率计算，某省份2017年负债率达113%，较2017年增长10%。但相较规模庞大且高企的负债率，该省GDP实现增速全国前列之余，整体GDP规模仍居于下位圈。

“不同于一些经济活跃地区，这意味着该区域的经济的快速发展依赖于高杠杆。从区域的经济环境来说，该省经济发展面临着现实的多重压力和阻力，在近年严控地方债，宏观去杠杆的背景下，银行承担着更大的风险。”前述业务人士指出。

某大行华北某分行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其所在省份银行业资产质量已连续五年出现下滑，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企业债务危机的集中爆发。有别于其他省份，该省国企比重较高，受去产能、去杠杆的经济转型期影响，大量大型企业的债务加剧了银行的资产质量压力。

“业内传说某城商行此前真实不良率也超过10%，近期加速处置资产有所好转。”他指出。

走不出的围城：农商行困境

除了区域集中，从分类别机构不良情况看，也存在明显的集中于农商行的趋势。银监会公布的统计数据看，2018年一季度大行、股份行、城商行、民营银行、农商行、外资行的不良率分别为1.5%、1.7%、1.53%、0.57%、3.26%、0.66%，其中农商行不良率明显高于其他类别银行，且相较2017年增加0.1个百分点。

从银监会区域分行披露的数据看，农商行也是不良率最高的部门。如山东银监局披露其辖区内中小金融机构2018年一季度不良贷款率为3.68%，而行业不良率为2.64%。而甘肃银监局披露的其辖区内2018年一季度不良贷款率为3.7%，但其国有行、股份行、城商行的不良率分别为2.44%、2.3%、1.63%，远低于行业水平，农商行的不良率显而易见拖了后腿。

而近期爆出不良率猛增的银行也均为农商行，农商行是否真的普遍存在资产质量风险？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中获悉，市场普遍认为，农商行的资产质量确实较其他类别机构有更大的压力，但整体保持平稳。2018年一季度所爆发出的问题，与目前监管要求主动暴露风险存在一定关联。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表示，监管对不良率真实性要求提高，意在避免某些银行有意地隐藏不良，对之前掩盖真实不良率的银行有一定影响，其实不限于农商行一类，而且这种调整过程并不影响银行的实际风险，只是导致这些银行的不良情况更加真实地暴露出来。

华南某农商行高管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2017年以来，虽然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总体势头增长较好，但实际上中小微企业的发展还是比较艰难，而主要服务于小企业的农商行资产质量必然面临较大的挑战。在经济下行期，优质的项目更加抢手，而中小行因缺乏竞争力基本上拿不到最优质的项目，从资产质量看，大行、城商行、农商行所持有的项目资产质量是逐渐下行的。“这几乎是农商行很难走出的围城。”他坦言。

但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梳理数据时发现，大行、股份行、城商行、农商行资产质量逐渐下行并不绝对，也存在例外。甘肃省2018年一季度国有大行的不良率高于该地的股份行和城商行。

华北某大行业务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受产业转型影响，部分僵尸企业的债务问题是大行区域分行难以解决的大难题。“地方国企作为曾经的优质企业很多业务都是国有大行在做，出现债务问题也是最难解决的。目前占比最高的就是大型企业的坏账，相反小微贷款、涉农贷款的资产质量反而是比较好的。”他指出，“关键看该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和不同银行的放贷情况。”

解不开的局：谁的不良？

一方面全行业都在关注并努力化解不良，一方面是连续五年不良率节节攀升，某大行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言，压力山大，但是很难突破瓶颈。

他直言，政、银、企的关系很微妙，说不清到底是谁的不良。

“一些地区大部分的坏账都是国企和大型企业，之前养尊处优惯了，出现坏账就等政府救济。可随着监管趋严和产业转型升级，政府不愿意再埋单，但也不允许银行抽贷。银行层面更不想埋单，还是希望收回贷款，于是和有政府背景的资产管理企业签合同，由政府提供担保把银行的债务承接下来，账面不良消了，但是实际的风险还是存在。”他解释道。

该人士进一步指出，这并不是结束，企业依然需要继续发展，需要资金，银行也看中政府背景担保，甚至出于维护政府关系考量，还要继续借钱给企业。如果企业的转型升级没有成功，未来可能还会产生更多的债务，可是这种政银企的循环关系很难打破。

华北某城商行业务人士指出，如果政、银、企之间互相推诿，那不良资产永远无法得到真实的解决。“这种情况越演越烈，当地一些企业出现债务问题后并不主动寻求解决，而是拖延等待政府救济。他们认为如果债务问题不上升到社会问题就要自己承担，反而事态严重了政府就会出面干涉承接债务，协助解决，银行很头疼。”

大行因为背景雄厚相对而言还掌握一定的主动权，前期风控能力也较强，中小行尤其是农商行、农信社在这其中更为被动。前述业务人士表示，中小行为了抢占市场不得不降低一定的风控标准，且地方政府对地方银行的干预程度更大，并不完全是市场化行为。

“比如某城商行的行长是市原财政局二把手，个别风险较大的项目可能不符合银行风控标准，但相关部门督促下，银行不得不想办法找担保帮助贷款符合条件发放，其背后的风险不言而喻。”他指出。

华北某大型棉纺织厂高管则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企业在面临债务问题时承担着最大的压力，从政府到银行，一轮一轮的约谈和审查，已经在积极想办法偿还债务，但收效甚微。“能卖的地已经都卖了，能处置的资产也已经全部处置了，优先偿还银行贷款，但因为处于经济下行期，产业升级存在困难，经营状况没有改善，难以根本解决债务问题。为了不造成社会性的问题，不得不求助于政府。”他坦言。

前述城商行业务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感叹，这就像一个解不开的局，如果不能从源头上真正处置不良资产，债务依然只能在政、银、企间来来回回。从银行业务层面，不少银行选择用零售、小微业务来覆盖这些坏账风险，通过收缩公司业务规模来减少风险，改善资产质量。但这是不是根本之计，从业者再无法给出肯定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