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易研究局NO.277
作者|黄有光
本文独家首发自网易研究局（微信ID：wyyjj163）
从去年中到现在的约一年内，中国各大城市掀起人才争夺战。许多城市以补贴（尤其是购房或租房）、奖励、户口等形式争取人才，尤其是有大专学位的高端人才。从经济学的角度，这现象有何启示呢？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至6月初）黄有光
没几年前，许多人都还在担心，随着中国大专毕业生的大量增加，毕业生找工作难的问题是否会严重恶化？因此，笔者认为，人才争夺战的出现，是显示中国经济强劲发展的大好事。这支持笔者多年来对中国经济的乐观看法，包括几个月前发表在本栏的《中国经济完全没有下行: 债务严重性被夸大》一文。
另外一方面，笔者多年来也多次强调，人口通过自然增加或移民，对原有人们的经济影响，在绝大多数情形是利大于弊的。然而，多数人错误地认为移民对本地人不利。
“人多增加交通拥挤”的谬误
一个很通常的谬误是，当人们遇到拥挤时，经常会想，如果这路上的车辆数目减少一半，或，如果这车厢内的乘客数目减少一半，那该多好！因而，很多人认为，人多是造成拥挤与污染等问题的主要原因。是否应该也想想，给定人均投资，如果人口与车辆的数目只有一半，道路的宽度大约也只有一半，拥挤多数会更加厉害。如果人口与乘客只有一半，就不能够有这么多地铁的线路，不能够有这么多班次的公共汽车，乘客的方便程度多数会下降！
笔者于1962-1965年在南洋大学读书。当时，新加坡人口只有百多万。当时，如果我们踏不上唯一从校园到市区的公车，必须等半小时，才有下一趟公车。现在新加坡人口超过560万，但交通远远比50年前方便。笔者现在也住在南洋理工大学校园内。有时要乘179号公共汽车，将要走到车站时看到接连错过两辆179，以为至少非等个二三十分钟不可，但不到两分钟，第三辆179就来了。这是多数人忽视的人多的好处呀！
这个人多增加拥挤的谬误，是错误地假定基础设施的规模不会随人口的变动而改变。实际上，人多税收也多，至少长期而言，基础设施会增加，往往增加而不是减少交通与其他方面的方便。试想，是人口密度很高的伦敦、上海与东京的交通（以及其他方面的生活素质）比较方便，还是人口密度很低的乡村地带交通比较方便？虽然必须付更高的房租，绝大多数人选择大城市，而不是小城镇，遑论农村！
当然，如果人口相当快速增加，在基础设施还来不及赶上之前，拥挤会增加。然而，随着基础设施的跟进，长期而言，人口的适度增加多数会增加交通与其他方面的方便。这解释为何人们选择大城市而不是乡村与小城市。
类似地，那些认为移民增加，会增加失业率，会减少本地人的收入与工作机会等观点，都是只看到一些比较短期与直接的作用，没有看到长期与间接的作用。如果考虑所有有关作用，在没有破坏社会和谐的情形，移民与人口的自然增加，都是对原有人们有利的。详见拙作《从诺奖得主到凡夫俗子的经济学谬误》。
人才争夺战是否相互抵消而造成低效率？
从经济学的角度，一个可以考虑的问题是，各城市之间的人才争夺战是否会相互抵消，而造成浪费或低效率呢？
生产同一个商品的不同厂商，也会相互竞争，以低价与高品质来争取消费者。然而，在没有污染等严重外部作用与严重无知的情形，这种竞争反而达致资源配置与商品生产的最高效率，有如福祉经济学第一定理所论证。生产者之间的竞争，对生产者不利，但对消费者是有利的。同样的，在人才争夺战的情形，城市或雇主之间的竞争，对求职者是有利的。因此，不能够说，竞争者之间的相互抵消，就证明有效率问题。
不过，第一福祉定理的证明，是基于完全竞争与没有报酬递增等条件的。在城市规模大小的问题上，报酬递增是可能存在的，也不排除一些外部作用。因此，城市与雇主的自利措施，从整个社会或国家而言，是否最优，可能还需要更进一步的论证。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何人才的分配，不能由纯市场的各个雇主与求职者的供需来决定，而需要城市政府来鼓励呢？这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还有户口制，没有户口的有很多不便或没有有关的利益。当市政府认识到吸引人才的利益时，就有提出一些鼓励人才在本地落户的动机与需要。当中国进一步市场化，户口制被进一步淡化甚至取消，当人们越有选择工作与居住地点时，这种需要应该会减少。
另外一个问题是，为何各城市的人才争夺战是集中于高端人才，而不是所有人才呢？根据经济学的分析，这应该是因为高端人才，不但对雇主提供更大的贡献（这会反映在并抵消于雇员更高的薪金），也会更多地增加政府的税收，甚至有比较大的外部利益。部分由于这外部利益，在多数情形，政府是大量资助大专教育的；即使扣掉研究部分，大学的经费大于学费。因此，能够留住本地毕业的学生与吸引外地的高端人才，对本地有利的程度，通常大于普通人才。
2018年5月27日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
注：“‘人多增加交通拥挤’的谬误”取材自笔者前次发表过的文章，包括《怡和世纪》2014。
作者黄有光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访问教授（至6月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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