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国峰: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 防范风险的根本

（原标题：孙国峰：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风险的根本）

“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风险的根本。因为在实体经济当中我们也经常强调实体经济的公司要专注主业，消费者的需求是无限的，实体经济的公司也不可能对消费者提供所有的产品。所以从金融业的角度来说，金融机构也要专注主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在5月19日召开的“210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如此表示。

孙国峰表示，目前的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天然就有过度扩张的冲动，但是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过度使用货币创造权变得更加容易，更容易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分业经营的关键是区分能够创造货币的银行和不能够创造货币但是可以转移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

他还指出，混业经营自身存在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不透明的风险，混业经营存在复杂性，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并不简单的等于集团内部各个实体风险的总和，因此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可能难以准确了解结构和风险状况，对风险看不清楚，监管责任也不清楚。

二是道德风险，银行受到存款保险盒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这会导致一方面金融控股集团大而不能倒，另一方面，集团内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会预期在危机的时候得到集团内的银行以及集团的帮助，因此它可以间接的利用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这样会刺激金融控股集团和集团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三是监管套利，不同金融业务的风险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监管要求也不一样，特别体现在资本的监管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金融控股集团有可能就会利用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的监管差异进行套利，比如说双重或者多重负债，这个是指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两个或者更多的实体使用同样的一个资本。

四是投资者保护不利。

以下为嘉宾发言实录：

孙国峰：很高兴今天参加“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并且就金融监管和金融风险防范这样一个重要的话题和大家做一个交流。金融风险防范和金融监管的内容比较广，我想有侧重的从金融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这个角度来进行一个讨论。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也是国际金融危机10周年，我想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回顾一下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讨论。

如果我们把目光拉长一些，从上世纪初期到现在，分业经营和混业经营的理念经历过一个周期性的改变，1929年美国大危机，导火索是美国股市泡沫破裂，根本原因是美国的银行业和证券业混业经营导致的风险传染。美国有一位经济史学家，约翰·戈登描述当时的前景，美联储的中央银行从美联储的贴现窗口以5%的利率融入资金，然后转手12%的利率借给证券公司，证券公司20%的利率再借给投机者，数以亿计的资金通道这条渠道源源不断的进入了华尔街。危机之后美国在1933年出台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严格限制银行从事交易股票和证券业务，禁止银行关联企业以证券业务为主业，禁止证券公司从事银行业务，目的在于隔离银行和证券业之间的风险。从这以后，美国进入了差不多半个多世纪的分业经营的时代。

进入到上世纪90年代之后，出于利益驱使这种推动，很多美国银行通过银行控股公司的形式进入了资本市场，进行了实际上的混业经营，这个背景下美国出台了《金融服务现代化法案》，允许银行、证券、保险混业经营，推动了混业经营的发展，这个背景下银行控股投资银行，控股财务公司、SPV、对冲基金、货币市场基金这些非银行金融机构，使得银行创造的货币大量的进入房地产市场和场外衍生品市场，最终房地产泡沫破裂，引发次贷危机，最后导致全球金融危机。

在这两次危机当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有个别的小银行因为传统的信贷业务损失而倒闭，但这并不是导致危机的主要原因，本质原因还是银行创造货币过度支持了存量资产的交易，导致了资产泡沫。但1929年的危机是股市泡沫，2008年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形成系统性风险，其中混业经营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应当说在目前的银行信用货币制度下，银行天然就有过度扩张的冲动，但是混业经营使得银行过度使用货币创造权变得更加容易，更容易带来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因此分业经营的关键是区分能够创造货币的银行和不能够创造货币但是可以转移货币的非银行金融机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各个主要经济体进行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应当说某种程度上分业经营的理念又开始回归，比如美国2010年通过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规则停止银行业混业经营，英国在2010年的威尔斯报告提出蔚蓝法则，欧盟2012年的利卡宁报告也要求银行集团强制隔离银行法人实体和其他银行业务法人实体，建立起有效的防火墙。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的话，实际上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是混业经营模式，那个时候的银行可以办证券业可以办保险。所以1993年金融混乱的时候，中国政府出台了治理整顿16条措施，其中一条就是要求银行要从自身开办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和经营实体彻底脱钩，1995年之后颁布了《人民银行法》，颁布了《商业银行法》、《证券法》，以这些法律为标志中国走向了分业经营的道路。

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我们国家开始进行金融业综合经营的试点，除了试点之外，事实上很多金融机构和一些非金融企业自身也做了一些混业经营的业务。这些混业经营的业务在增加金融机构业务多样性和竞争力的同时，也放大了道德风险和利益冲突，对金融机构自身的风险管理和金融监管形成了挑战，带来了跨行业、跨市场、跨区域的风险传递。主要表现，一是机构跨界扩张，一些金融机构追求多牌照、全牌照，一些企业控股了不同类型的金融机构，成为野蛮生长的金融控股集团，抽逃资本，循环注资、虚假注资，以及通过不正当的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诉输送等问题比较突出。二是业务跨界套利，表现为不合理的影子银行，体现为交叉投资、放大杠杆、同业套利、脱实向虚等一系列问题。

我们回过头来看，混业经营自身存在几个方面的风险：

一是不透明的风险，混业经营存在复杂性，一个金融控股集团的风险并不简单的等于集团内部各个实体风险的总和，因此投资者和监管部门可能难以准确了解结构和风险状况，对风险看不清楚，监管责任也不清楚。

二是道德风险，银行受到存款保险盒最后贷款人的支持，这会导致一方面金融控股集团大而不能倒，另一方面，集团内部的非银行金融机构会预期在危机的时候得到集团内的银行以及集团的帮助，因此它可以间接的利用政府对银行的隐性担保，这样会刺激金融控股集团和集团内的非银行金融机构的冒险行为。

三是监管套利，不同金融业务的风险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监管要求也不一样，特别体现在资本的监管要求是不同的，但是金融控股集团有可能就会利用不同的金融业务之间的监管差异进行套利，比如说双重或者多重负债，这个是指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两个或者更多的实体使用同样的一个资本。再比如说，过度杠杆，这是指金融控股公司发行债务取得资金之后，再以股权形式注入到金融内部的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

四是投资者保护不利。从理论上来说金融控股集团应当追求一种协同效应，降低成本。这种协同效应应该是体现为物理上的一种协同效应，但在实际中金融控股集团可能不会满足于不同业务子公司之间物理上的协同效应，而是有强烈的冲动，利用业务交叉进行监管套利，由于业务规模比较大、复杂性比较高，使得相关的风险会更加的突出。比如说美国的富国银行，交叉销售，为客户开立了200多万个虚假账户，而富国银行内部的监控清清楚楚，这就是在冒险。从而导致客户利益严重受损，2016年受到了总计1.85亿美元的罚款处罚。

总结一下混业经营的这四个风险我们可以发现，混业经营自身存在一个内部的矛盾，我把这个矛盾称之为混业悖论，也就是说金融控股集团内部不同的金融业务存在着跨行业、跨市场传递的风险，因此需要建立内部的防火墙以隔离这个风险，进行穿透式监管。

如果将金融控股集团内部的业务完全隔离，和金融控股集团当初设立的初衷也是相悖的，这就决定了混业经营模式下金融控股集团存在这种内生的风险。为了防范刚才谈到的混业经营的风险，应当坚持总体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对已经存在的混业经营要加强监管。选择什么样的监管方式，分业经营不一定对应着分业监管，分业经营的模式下不同业态的金融机构之间存在着公平竞争和规则一致性的问题，同样需要金融综合监管资源，加强监管协调，从而实现金融业的总体平衡。这方面也有很多国际经验可以借鉴，比如说日本，之前就是分业经营，但是是综合监管。

总的来说分业经营是金融支持实体经济，防范风险的根本。这点我觉得不难理解，因为在实体经济当中我们也经常强调实体经济的公司要专注主业，消费者的需求是无限的，实体经济的公司也不可能对消费者提供所有的产品。所以从金融业的角度来说，金融机构也要专注主业。

从金融机构自身而言，为了追求自身的利益，产生混业经营的冲动是自然的，但我们从历史上来看，回顾历史的过程，顺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诉求作出的监管让步，往往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我想面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不能退让，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强化综合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打好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和重大风险的攻坚战。

最后我想引用英格兰银行的原首席经济学家AndyHaldane的一句话，关于金融风险和金融监管的总结，他是这样说的：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以改进金融体系和经济活力为名，弱化或者是取消监管标准的案例。轻率地跟随这一思路，可能令我们重蹈或近或远或者监管失误的覆辙。

我的汇报就到这里，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