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行长”易纲 二十一载改革探路者

（原标题：“海归行长”易纲 二十一载改革探路者）

■顾月 北京报道

导读

同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综观他近20年的言论，他一直提倡中国应大力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开放和外汇储备的多元化投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汇率双向波动。在此基础上，再谨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2018年3月19日上午，经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表决通过，现年60岁的易纲接替周小川，成为中国人民银行的新一任行长。此时距离他进入央行，已过去了21年。

然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央行行长职位加身的易纲，压力只增不减。稍早公布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显示，银监会与保监会合并，并将其拟定银行业、保险业重要法律法规草案和审慎监管基本制度的职责划入央行。在如今金融监管体制改革与防范金融风险的背景下，众多艰巨挑战正等着这位新来的继任者。

在人民大会堂前往宣誓的路上，面对记者们的“围追堵截”，易纲称此刻自己的心情平静和庄重，使命神圣而光荣。

而对市场最关注的央行未来政策走向和紧要任务，易纲则回应称：“主要任务是实施好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推动金融改革和开放，保持金融稳定。”

他是一位工作狂

在众多金融人士眼中，易纲是一位工作狂，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型官员。“他常常早上八点十分就召集开会，加班更是家常便饭，我们都说当他秘书是行里最辛苦的工作。”一位长期和易纲共事的央行官员说，“他平常衣着十分朴实，有时候裤子磨毛了也不知道，工作认真，敢说真话。”

据了解，易纲学者型的处事风格也与其经历息息相关。

1978年，20岁的易纲结束了他为期一年的知青生涯，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据易纲此后回忆，一年知青生涯给他最大的感悟就是：他亲眼看到了计划经济的弊端，并从中开始思考政府在经济活动中的定位，这些经历也影响他日后从事经济制度和货币政策的研究。

北大三年级时，易纲被选派出国留学，此后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获经济学博士学位，1992年，易纲获得印第安纳大学经济系终身教职。

但与大多数早期留学生不同的是，易纲即使是在美国学习工作期间，研究的核心都是中国经济问题，尤其关注中国的货币供给机制和通货膨胀问题，这也为后来他进入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奠定了基础。

1994年，易纲放弃了美国优渥的生活，回国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吸收归国学者进行研究和教学的机构，这个机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1997年，易纲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并在2014年起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将自己的经济学理论一点点投入到政策实践之中。

进入央行后，易纲仍笔耕不辍，先后出版了《中国的货币化进程》、《中国金融改革思考录》等著作，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社会保障问题、农村金融问题乃至环境问题都十分关注，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业内都更多地将他看作一位学者。

易纲曾称，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是老师，因为这可以普及经济学，希望退休后可以继续当一位老师。

求解市场化难题

同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位坚定的市场化改革者。综观他近20年的言论，他一直提倡中国应大力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金融市场开放和外汇储备多元化投资，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实现汇率双向波动。在此基础上，再谨慎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并逐步推动部分资本项目可兑换改革，实现人民币国际化。

2003年，易纲升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司长，当时正值2003、2004年这一轮防止贷款过多、投资过热的关键时刻，央行对此采取了扩大贷款利率浮动区间、提高再贷款浮动利率、上调存款准备金、上调贷款基准利率等流动性管理举措，而这些政策又为2005年中国宣布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打下了基础。

可以看出，此时央行希望借助这些间接调控的方式来实现货币政策目标。但到了2007年，据媒体报道，中国央行发文要求各商业银行按季度上报明年新增贷款目标，通过行政手段对信贷进行直接调控。此后，央行开始了间接调控手段为主，偶尔配以行政干预的调控方式。

“这是必然也是无奈，很多时候货币政策的目标相互矛盾，与外汇政策也时有冲突，易纲已经兼顾的不错了。”一位曾在央行工作的人士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而在汇率市场化方面，央行的脚步则迈得更大一些。在易纲2009年就职外汇管理局局长之初，就针对外汇审批的简政放权提出五个转变：从重审批转为重监测分析，从重事前监管转为强调事后管理，从重行为管理转为更加强调主体管理，从“有罪假设”转到“无罪假设”，从“正面清单”转到“负面清单”，大幅度削减行政审批项目，提高市场主体外汇资源配置效率。

而其中最突出的一项改革是，易纲在任内推动了8·11汇改。2015年8月11日，中国央行宣布调整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机制，使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中间价机制进一步市场化，扩大汇率波动区间。汇改当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一次性就贬值近2%。

但有观点认为，2015年8月并非一个汇改的好时机。一方面当时国内市场还没有从股市异常波动中恢复，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另一方面为促进经济增长，央行实行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但宽松的货币政策又与稳定的汇率期望有所冲突。

自此，人民币汇率开启了长达2年的贬值路程，到2016年底人民币汇率一度接近破7，中国的外汇储备也从巅峰时期的4万亿美元下降到3万亿美元左右，降幅达25%。但此后，人民币逐渐走稳，2017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超过6%。

除此之外，易纲还积极推动资本项目开放，沪港通、深港通、债券通相继开放，中国金融市场开放程度大大提升。

随着中国经济地位的提升、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和资本项目逐步开放，2015年12月1日，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宣布，人民币将于2016年10月1日加入SDR（特别提款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我现在的心情是喜悦和平静。

不可能三角的最优解

面对8·11汇改后的人民币汇率下行和资本流出，中国监管部门采取了加强个人购汇审核、强调企业理性对外投资等一系列临时性的资本管制措施，似乎正应验了“不可能三角”（即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预言。

在2016年4月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美联储前任主席伯南克也对此表示：“中国央行很清楚，人民币大幅贬值不是理想的，也不太可能出现。同时，我不认为限制资本自由流动就是理想的举措。因为中国需要加强对资金的吸引力，如近期中国就在加速开放债市等。”

对于伯南克的质疑，易纲没有回避，还指出三元悖论理论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也有自己的考量，即中国可以在三角的每一条边上都取其一部分，并结合三者，总体加起来仍等于二。

“具体而言，在货币政策方面，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等；此外，中国资本账户在较大程度上是可自由兑换的，只是在非常时期存在一定管理；同时，中国近年来也并不是实行完全固定汇率。我的工作实际上就是对其做一个最优结合。”易纲说。

据一位外资银行的经济分析师说，那次辩论中易纲展现出的学者风范和强大的国际沟通能力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流利的英文、对西方经济理论深刻理解和对中国本土的思考实践，让易纲可以更好地衔接和扩展中国央行的国际地位。”该分析师说，“掌握着世界最大外汇储备的央行，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关注。”

美联储高级经济学家王健也曾给予易纲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中国最好的经济学家和金融学家，具有国际视野，又深刻了解中国实情。

8·11汇改两年后，中国外汇储备和人民币汇率结束下行通道，并一路升至6.3左右，和汇改前水平已相差不远。

2018年，易纲在《中国金融》上发文表示：人民银行将实施好稳健中性的货币政策，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探索和完善利率走廊机制，增强利率调控能力，加大市场决定汇率的力度，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

央行的未来

在稳增长、去杠杆、防风险、调整经济结构的背景下，摆在这位新行长面前的是重重挑战。

一是在此次金融监管体制变革中，央行地位凸显，未来要如何协调一行两会，并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进行分工和协作，填补监管空白、理清金融乱象；二是如何通过货币政策和外汇政策等促进经济增长、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并稳步推动金融改革、开放。

矛盾复杂而突出，但易纲的履历相比周小川却不算丰富：长期任职央行，2014年起兼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但没有商业银行也没有地方从政经验。各界都想知道，易纲执掌下的央行会怎么做？

多位曾与易纲共事者都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强调：易纲改革的力度绝不会降低。“易纲很善于听取别人的意见，虽然看起来温和，但骨子里有股韧劲儿，最重要的是他敢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这让他有敢于改革的魄力。”一位长期和他共事的央行官员表示。

“未来央行将加强探索宏观审慎管理和货币政策双支柱监管框架构建，这两点都是易纲的强项，未来央行的研究任务将会增多。”上述央行官员表示，“另一方面，作为国务院下属部级机构，央行更多是提供可行建议。”

而在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方面，易纲在3月9日的金融改革与发展答记者问中指出中国的货币政策主要是依据国内经济和金融形势进行综合考量，“稳健的货币政策保持中性”主要是针对金融支持实体经济，此外还要保障市场利率平稳和流动性松紧适度。

易纲还强调，监管部门高度重视金融对外开放，并在把握风险的同时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今年我们在金融改革开放上还会有新举措，大家可以密切关注之后海南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等重要会议。”3月19日，易纲在任职宣誓前对媒体表示。

但不管监管体制或监管政策如何变化，不变的是易纲对市场的信仰。

“每到经济困难的关键时刻，对市场机制的信任就容易产生动摇，然后就会发现很多政策前后不一致。但坚持市场经济，恰恰是中国改革能够成功的原因。”2015年4月，在“CF40·孙冶方悦读会”上易纲这样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