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纲获任央行行长 9天前曾这样表态

（原标题：易纲获任央行行长 9天前曾表态“监管水平和开放程度相适应”）

谁将成为周小川的继任者？谜底终于揭晓。

3月19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七次全体会议上，表决通过易纲当选中国人民银行新任行长。

60岁的易纲，1997年加入央行，2007年升任央行副行长，2016年兼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与周小川一样，他也是一位技术派学者型官员，同时兼具国际视野，并且是坚定的改革派。

青年时代留美学习、任教，易纲身上至今保留着学者风范。观点碰撞遇到焦点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他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熟悉易纲的记者都知道他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他有他的原则。

稳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审慎推进外汇储备投资多元化等等，易纲的改革思想不仅局限在书本上，他更是一位实干家。

从学者到官员

生于北京，当过知青，易纲的命运转折开始于高考。

他是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这年我19岁。邓小平先生果断恢复的高考，改变了我的一生。”易纲在纪念恢复高考40周年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1978年至1980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系学习，1980年大学三年级时前往美国，分别在美国哈姆林大学工商管理专业、伊利诺大学经济学专业学习，1986年获经济学博士学位。易纲一直研究中国经济问题，博士毕业后，他希望学成回国，当时中国改革开放风头正劲，是施展拳脚的好时候。

但当时的北大校长张龙翔希望易纲能够先在美国任教，只有那样才能了解美国的大学和教育。于是易纲申请了印第安纳大学的助理教授职位，并很快获得了美国的终身教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易纲结识了一群同样研究中国经济问题的留学生，其中包括现任证监会副主席方星海，以及林毅夫、钱颖一、杨小凯、许小年等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这段经历对他日后影响深远。

1985年，中国留美经济学会在纽约成立，7年后，易纲担任会长，并开始定期在中国举行研讨会，聚焦中国经济的市场化改革。

1994年，易纲果断放弃了在美国安逸而稳定的生活，回到祖国，和林毅夫、张维迎等共同创办了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也就是后来的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聚集众多专注中国经济问题的顶尖学者。

易纲日后在人民银行主管的货币政策和国际业务，正是他当时所研究和教授的领域。

1990年，易纲发布的第一篇独立署名文章就是研究中国1953年至1988年通货膨胀和价格波动的关系。此后十多年，他持续研究这一问题，到2003年，出版了《中国货币化进程》。

即使进入人民银行工作后，他依然笔根不辍，截至目前，易纲已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国经济评论》、《比较经济学研究》等经济杂志上发表中文论文40余篇，英文学术论文20余篇，著有10本书，其英文专著《中国的货币，银行和金融市场》，被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组织多次引用。

1997年，易纲加入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将自己的理论投入实际的政策研究和制定工作。他历任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秘书长兼货币政策司副司长，货币政策司司长，行长助理，外汇管理局局长等职，从2007年就开始担任央行副行长一职。

2014年4月，易纲赴制定中国经济政策最高级别的议事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担任副主任。2016年初，他卸任外管局局长，升任人民银行党委副书记。当时有观察者预测，易纲这次新头衔“加持”，可能预示着未来将承担更重大的使命。

温文尔雅的原则先生

熟悉他的记者都知道易纲每次只回答“三个问题”的习惯。无论记者如何追问，他总是从容应答，精准扼要，但他有他的原则。

去年“两会”上，第一财经记者追采到当时还是政协经济组委员的易纲。2017年3月4日一早7点多，易纲独自一人前往酒店，正通过安检时被记者迎面碰到。尽管采访来的有些突然，一连接到三个关于宏观货币政策的问题，易纲并没有回避，而是准确、精炼地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对于中国是否会跟随美联储的脚步加息，易纲说，这还得考虑国内需求为主，具体要看经济、物价等方面。“我觉得还得再看一看。”至于降准，他说，应当综合研究，尽管当下我国外汇占款持续减少，但流动性还是正常、稳定的。

解释“稳健中性”货币政策时，易纲的回答简短有力：“观察，央行肯定要做到不松不紧。”

记者还要继续追问，他释放了一贯的原则，“今天就到这里吧。”因为宏观经济政策会影响市场，即使央行官员表态也会引起市场反响，所以，央行官员面对媒体随时要扮演新闻发言人的角色。

而在学术讨论时，易纲又总是展现他学者的风范。讨论遇到焦点问题时总是免不了唇枪舌剑，而易纲始终温和表达、从容应对，引用数据、联系实操，往往一语中的，让对方心服口服。

2015年3月，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演了一场关于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激辩。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观点鲜明，担忧我国放缓了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的进度。因为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改成了“稳步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从“加快”到“稳步”，一词之差，政策基调大变。

本来不是发言嘉宾、全程在观众席上聆听的易纲在所有嘉宾发言结束后，在台下发言，指出“加快”是“推进”，而“稳步”是“实现”，回应了对改革放缓的质疑，寥寥数言扭转了整场讨论的结论，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留美多年、并成为同批留学生中最早获得美国大学终身教职的易纲，在国际舞台上也游刃有余，其智者风范为境外媒体所熟悉。

2016年4月，易纲与前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美国顶级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论坛上也有过一次激烈的交锋。当时，市场刚刚经历了2015年8月11日新汇改带来的波动，中国央行面临着“保汇率”还是“保储备”的监管抉择，加强资本管制的呼声不绝如缕。

伯南克等国际顶尖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难以突破“三元悖论”（货币政策独立性、稳定的汇率和资金自由流动不能同时实现）的限制，陷入了资本管制和人民币大幅贬值的两难选择。

易纲非但没有回避这一质疑，反而把话题拉回到“三元悖论”上，针锋相对地提出，“三元悖论”在实际上可以灵活运用，中国不必必须放弃其中“一元”，央行可以在“三元”的三个目标上各取一部分，实现最优结合。

他解释说，中国作为一个大国需要有一定独立的货币政策来决定利率水平。中国资本账户也基本上是自由流动的，只是在非正常情况下采取一定管理。而人民币汇率在近年来也不再是固定汇率。

获得成绩时，易纲依然保持着宠辱不惊。2015年11月30日，IMF总裁拉加德宣布将人民币纳入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人民币终于拥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权重仅次于美元和欧元。

次日，时任央行副行长、外汇管理局局长的易纲说，加入SDR标志着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肯定，心情是喜悦、平静。

坚定推进汇率市场化

和前任周小川一样，易纲也是一个坚定的改革派。

易纲任职央行副行长以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经历了两次重要的变革。中国汇改从1994年结束“双轨制”开始，到2005年参考一篮子货币，进展比较缓慢。与西方当时主流的改革路径不同，易纲始终强调，汇率改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他看来，汇率改革的最终目标，就是使人民币成为可兑换货币。而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好的选择是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2009年7月，易纲接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时正是国际金融危机刚刚爆发之际，美国将世界经济复苏不平衡的原因归咎中国，并再次将矛头指向人民币被低估问题。但如果人民币升值将进一步打击已经受危机重创的出口，还会放任外汇投机活动。而与此同时，各国纷纷出手干预外汇市场，全球“货币战争”一触即发。

在这样的内外部环境下，2010年6月人民币汇率改革重新启动。中国结束了自2008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汇率盯住美元的做法，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人民币的弹性，即实现“双向波动”，人民币的价格逐步由市场需求来决定。

2010年10月8日，易纲在华盛顿参加IMF和世界银行年会前夕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在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期，许多国家货币兑美元都大幅贬值，而人民币汇率保持了稳定，为抵御国际金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将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

2015年8月11日，汇率迎来第二次重大改革，确立了以“收盘汇率+一篮子货币汇率变化”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市场化形成机制，并且人民币一次性贬值3%左右。当时中国正在为人民币加入SDR篮子做最后的冲刺，IMF评估的一项重点是人民币是否为“自由使用货币”，因此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市场化程度是人民币能否最终入篮的关键。

但是市场主体“习惯了过去非常稳定的汇率”，这次调整引起了波动，一直到2017年初，人民币贬值预期一直存在。

易纲在2015年8月13日的吹风会上表示，一个僵化的、固定的汇率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不可持续的。汇改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影响主要是正面的。易纲在做政策解读时阐述了他心中改革的方向，“要相信市场，要尊重市场，甚至要敬畏市场，要顺应市场。”

在他的眼中，改革是一门艺术，是高度专业化精细化的艺术。他指出，加快外汇市场的发展包含丰富外汇的产品，推动外汇市场的对外开放。这里面也包括延长交易时间，引入合格的境外主体，从而促进形成境内外一致的人民币汇率。这些表述背后的核心是稳步有序的市场化。

在3月10日的今年“两会”记者会上，有境外媒体质疑，从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加大对资本外流的管制，导致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有所放缓。对此，易纲做了通俗、精彩的回应。

资本可兑换是在稳步的推进，在资本项目下有两个最重要的项目，一方面是直接投资，包括两个方向，一个方向是FDI（外商直接投资），一个方向是ODI（对外直接投资）。“直接投资，我觉得真实贸易投资背景下都是很方便的。另外一个大的项，比如说组合投资，就是金融市场的开放，我们国内股市、债市的开放和中国的居民将来可以在更大范围内配置资产，配置它的组合投资。不管是直接投资，还是组合投资，在这两个方面都会进一步的稳步推进资本项目的可兑换。这里有一些‘放管服’的改革，有一些便利化的改革，还有一些数据透明度，还有一些比如说反洗钱、反恐融资的要求，这些都会稳步的推进。”

易纲同时强调，“我们国内市场现在也在变大，不管是股市还是债市还是其他的市场，将来也都要做双向的开放。”

“在做开放的同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把控好风险，使我们的监管水平和开放的程度相适应，这样就能够在开放中防范好风险，使得中国的居民和全世界的投资者在中国市场上更加的便利，配置资源的效率更高。”他在记者会上表示。

创造性推动外储投资多元化

易纲在央行的一项重要改革是在外管局局长任上，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2009年他接任外管局局长时，中国外汇储备达到两万亿美元，随后数年继续大幅增长，直至2014年上半年，外储达到历史峰值，逼近4万亿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官方外汇储备。

这既是一份厚实的家底，也是一份甜蜜的负担。如何替国家理好财，是外管局局长的重担。而过去，中国外储因大量投向美元资产，受到市场的质疑，尤其是2010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元贬值，外界传言称，这导致了中国外汇储备“缩水”。

2010年，易纲接任外管局局长不久，中国外汇储备多元化应当侧重资产投资。他不止一次公开强调，中国外汇储备配置没有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

据媒体报道，当时为了解决外汇局人才问题，易纲力邀朱长虹辞去全球最大债券基金、“债券之王”格罗斯领导的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的职务，加盟外汇局。朱长虹从系统、模型、技术、人员等方面，引入了诸多市场化的手法，让中国的外储投资更上一个台阶。

2011年3月举行的一次央行新闻发布会上，易纲回应此问题时称，中国的外汇储备方针，多年以来一直是推进外汇储备投资的多元化。

一方面在币种上是多元化的，“是一篮子货币，主要的可兑换货币、储备货币、新兴市场的货币，中国都有”，另一方面，在资产上，也是推进多元化的，“有各种各样的资产”。

易纲同样强调，多元化投资是审慎推进的。“只要资产符合安全性、流动性、收益性的要求，都会予以考虑，然后进入一个严格的在防范风险前提下的投资程序。”

2014年全国两会期间，易纲表示，中国外汇储备投资在全球同行中居前列，并且远高于所投资国CPI。对于中国的外汇储备有过度挂钩美元资产之嫌，易纲解释称，“目前3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只投资了1万多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投资标的实际上是多元化的。”

在2015年8月的外管局分局长高级研修班上，易纲专门强调，下一阶段要继续加强外汇储备经营管理，确保安全、流动和保值增值。

截至2018年2月末，中国外汇储备余额3.13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3月15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1月中国减持167亿美元美国国债，持有规模降至6个月新低，但仍为美国第一大债权国。

新起点

接下来，60岁的易纲将以崭新的身份，开始他在央行第21年的工作，肩上的担子可谓厚重。

今年1月29日，他在《中国金融》撰文指出2018年货币政策面临的挑战时称，预计2018年中国经济仍有望保持平稳增长。但也要看到，经济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和隐患，内生增长动力仍待强化，结构调整任重道远，债务和杠杆水平还处在高位，资产泡沫“堰塞湖”的警报尚不能完全解除，金融乱象仍然存在，金融监管构架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他将如何带领中国央行保持货币政策稳健中性，管住货币供给闸门，同时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继续稳妥推进各项金融改革，外界将拭目以待。

一如去年底他在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上评价人民币加入SDR时所言，“这是一个里程碑，同时也是一个新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