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中卿：税收法定 非税收入也应法定

（原标题：“税收法定，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

“税收法定，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

昨日，全国人大代表，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尹中卿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20年要实现税收法定，但税收法定并不是简单地把现在的十八个税种条例都变成法律，而是通过税收法定的过程，重构和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税收体系。

他指出，我们现在有六个税种是法定了，但是其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需要改革。

1谈GDP目标

GDP已不具备高增长条件

新京报：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6.5%，跟去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相同，可是去年实际达到了6.9%。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为什么不能设定的更高一些？

尹中卿：当时讨论今年的GDP预期增长目标时，学界和政府机关内部有四种观点。第一种，希望不要再提经济增长指标了，一些地方都不考核GDP了，中央也可以取消GDP指标；第二种，建议跟2017年的表述相同，6.5%左右，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第三种，比照2016年的区间目标的提法，6.5%-7%之间；第四种，还有人提出来既然已经触底了，触底后应该反弹，中国还得有一二十年中高速增长，应该定在7%以上。

我当时主张维持2017年的6.5%左右不变，但是不用再提“在实际工作中争取更好结果”。因为我们国家已经不具备高增长的条件了，需求结构变化、消费升级、劳动年龄人口减少、金融风险积累、资源环境压力等等，这些客观的条件都制约了我们的潜在增长率。如果定更高的目标，能不能达到？能，但是很勉强，会积累更多矛盾、积累更多风险。

新京报：前两天大会一直在讨论政府工作报告，你对报告有哪些修改建议？

尹中卿：我觉得报告里能不能加上一句话，“形成推进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高质量发展是当前的重点任务，十九大确定了经济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的转变。

我对指标体系比较重视。指标体系是一个指挥棒，只有提出新的要求，按这个做才能得到落实。

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第三年，按照《监督法》规定，要进行中期评估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能不能在中期评估阶段，结合我国从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指标体系进行评估？

调整完善现有指标，增加贯彻新发展理念、适应高质量要求、体现新发展理念特点、反映经济运行质量的指标，比如全要素生产率、自然资源和资产负债表、政府债务率、基尼系数、恩格尔系数、收入中位数、收入倍差率等。

再有，仅建立指标体系也不行，还应该建立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统计体系，建立保障高质量发展的绩效评价体系和政绩考核体系。

2谈税收法定

税收和非税收入都应该法定

新京报：距离2020年实现税收法定，只有两年时间了，接下来的任务是不是很重？

尹中卿：税收法定既是税制改革的原则，也是税制改革的根据。税收法定并不是简单地把现在的十八个税种条例都变成法律。应该是通过税收法定的过程，重构和完善中国的税制体系，建立与高质量发展、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现代税收体系。

实现税收法定，不能只搞小税种，也要搞大税种。我们现在有六个税种是法定了，可是，其中的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还需要改革，烟草税、船舶吨税都是小税种，增值税、消费税等大税种都没有改。

每一部法律进入立法程序之后，至少也要经过1年左右的时间，像增值税，如果2018年不提交审议，2019年再提，那么到2020年法律极有可能出不来。所以税收法定必须加快进度。其实，税收法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

新京报：非税收入包括哪些？

尹中卿：向老百姓、企业收的钱，不仅有税，还有费，很多收费在预算里就构成了政府性基金。对于政府来说，收费叫非税收入；对老百姓来说，税也好、费也罢，都要缴钱，都是负担。

这么多年来为企业减负，有些税降了，可是费并没有降下来多少。我认为应该加快立法，将非税收入也纳入到法治轨道。税收法定的原则就在于如果没有法律规定、如果未经本人或代表同意，老百姓的财产或收入所得都不容许任何人征用、征收、侵犯、剥夺。因此，收税也好、收费也好，都要经过法定程序。税收应该法定，非税收入也应该法定。

3 谈预算监督

预算法实施条例尚未完成修订

新京报：今年是新预算法实施的第四个年头，能不能对过去三年来的预算执行情况做一个评价？

尹中卿：新预算法为现代预算制度奠定了很好的法治框架，实施三年以来各级政府贯彻落实预算法还是做了大量工作，预算管理有很大进展。不过还是有一个缺憾，预算法实施条例至今没有修改出台。1994年，全国人大通过了预算法，1995年，预算法实施条例就出台了。可2014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预算法修改，到现在快4年了，预算法实施条例还没完成修订，两年前我提了代表建议，但是迄今还是没有修改出来。

新京报：条例修订卡在了哪里？

尹中卿：现在争论的问题主要是，国库是由财政部门管理，还是人民银行“经理”？预算法虽然作出了规定，可是有关部门有不同看法。除此之外，预算法施行还有一些问题。比如部门预算，全口径预算管理应该是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但是连续三年，提交人代会审议的只有96个中央部门的预算，而在财政部有单独户头的中央部门有140多个，这其中一些并不是国家保密法规定的应该保密的部门，至今还没有纳入到预算审查体系。

另外，政府投资基金也还是很大的问题。这些基金在预算中找不出来。政府投资基金是国有资产，是从财政拿出的钱设立的，所以设立政府投资基金要慎重，运用基金、基金管理要纳入到预算中来，放到明处，接受各级人大的监督。

4 谈风险防控

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在金融上

新京报：今年元旦刚过，您在一个论坛上说，经济形势好于预期，但是仍有隐患和风险。具体有哪些风险？

尹中卿：从十九大到二中全会、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这次的政府工作报告，都对三大攻坚战作出了部署。三大攻坚战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我认为风险有多个分类，如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风险、养老金支付风险。在金融风险中，又包括流动性膨胀风险、宏观杠杆率过高风险、资金脱实向虚风险、不良资产风险、类金融和非法金融风险等等。

新京报：养老金支付的风险有多大？

尹中卿：目前，全国社会保险基金整体上还有较大结余，但受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部分省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偏低，基金收支平衡压力较大。2017年，有12个省、自治区养老保险金收不抵支，出现当期缺口。其中，有一个省已经耗尽历年结余，年末滚存基金结余为负637亿元，保发放面临困难。另有12个省扣除当年财政补贴收入后收支结余为负，不可持续问题比较突出。

讲到这些风险都可以看到，风险面很广，但是风险最终都会反映在金融上。所以我们防风险的底线，就是要防止系统性金融风险，实际上就是避免发生金融危机。因为金融风险是长期病灶，有的隐藏得很深，平常根本看不出来，但是一有风吹草动，一瞬间就可能爆发，一爆发就不可收拾。中央提出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并且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排在三大攻坚战的第一个，是很重要的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