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白领就业难亟待解决

新年伊始，因为要把原在北京的东风标致总部搬迁到武汉与上海，东风标致部分在京员工与决定搬迁的东风标致的上级——神龙汽车有限公司的决策层产生了纠纷。

从媒体的报道来看，纠纷的产生有多方面因素。但在笔者看来，在京员工最在意的是白领的中年就业问题。据报道，反对搬迁最力的是“年龄已在40岁左右，在北京有了家庭”的老员工，“特别是对一些已年过40岁的在京女员工来说，不可能选择去武汉，但这个岁数再去职场上求职已没有多少可以谈判的价码。”这些中年员工既不愿意离开北京，又不希望离开东风标致重新找工作，他们所希望的，是神龙汽车有限公司能够撤销机构搬迁的决定，使自己能有稳定的就业与收入。

中年白领就业成为社会新热点

神龙搬迁风波的大背景，是中国白领供给的急剧增加。在北京的东风标致总部是2002年成立的。受始于1999年的中国高校大规模扩招的影响，恰好从2002年开始，高校毕业生人数急剧增加。中国高校普通本专科毕业生人数从2002年的133.7万，增加到2016年的704.2万；研究生毕业生人数，从2002年的8.1万，增加到2016年的56.4万。

大学毕业生大增，而大学生心仪的“好工作”却增加不了那么快，因此，越是收入高、工作稳定、发展前景好的岗位，竞争就越激烈。与刚刚毕业的师弟师妹相比，那些现在40岁左右、毕业后已工作了10~15年、上有老下有小、在企业仍任职于中低层岗位的师兄师姐，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在高校扩招15~20年后，白领市场的供过于求就表现为中年白领面临下岗和再就业困难。

作为社会问题，中年白领就业在2010年以后才逐步受到媒体和社会的关注。笔者所看到的这方面最早的报道，是2013年4月《中国经济周刊》的《“杜拉拉”后传第一代外企白领的尴尬中年》。到2017年，中年白领就业成为媒体与网络报道的热点。

由此可见，中年白领就业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了社会新热点。

解决中年白领就业难在何处

中年白领就业难，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其一是中年白领自身的问题，其二是劳动力市场机制的问题。

关于年龄对白领员工绩效的影响，有学者曾做了如下分析：

第一，一般来说，劳动力精力最旺盛的时代是20~30岁，除了惊人的求知欲，体力也很充沛，可以经常熬夜、加班、出差；

第二，人到了30多岁的时候，要结婚生子，照顾家庭，对工作的投入，自然会降低；

第三，人在年轻的时候，姿态谦逊，愿意学习新知识，而35岁以后，对新知识的接受度要差一些，应对变化的积极性没那么强。但当前是科技进步和社会转型急剧变化的时代，放缓探索与学习，就意味着公司可能会被竞争对手超过，甚至淘汰。

笔者赞同上述分析，但对最后一点做如下补充：首先，大学生在校期间，可以专心学习（所学未必全是上课教的），刚毕业时，可以靠所学到的知识专心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所学知识老化了，因而中年白领不得不在高强度工作（常常加班）和照顾家庭的同时，继续学习、更新知识；兼顾工作、学习与家庭很容易导致顾此失彼。其次，在某些技术日新月异、产品迅速更新迭代、经验和经历没有多少价值的行业中，在新知识面前，所有的白领——无论青年还是中年——往往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可见，在与青年白领的竞争中，除了少数上升到中高层技术或管理职位的人，大多数中年白领处于劣势。

市场机制对劳动者的影响，笔者概括为以下两方面：

一是优胜劣汰，企业根据绩效选择劳动者，低绩效的劳动者要么收入低，要么被企业解雇，失业后也难于找到新工作；因而市场机制会产生激励作用，迫使劳动者为有工作或好工作而提升自己。

二是优化配置，如果市场供求形势迫使企业不得不用低绩效劳动者，那么就会把他们配置在与高绩效劳动者相比、具有相对优势的岗位上。

遗憾的是，中年白领这两方面的作用都无法充分发挥，有时甚至根本无法发挥。

先看优胜劣汰。优胜劣汰带来的激励对提高劳动者的努力程度、增加劳动者的人力资本（通过接受更多的学历教育和在职培训）是有明显影响的。但对大多数职业来说，一定岁数以上，绩效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这是无论怎么激励都无法改变的。只要劳动者的寿命超过劳动年龄，他这一辈子就躲不开工作相对低绩效的中老年年龄段，因而也就避免不了中年就业难。

这样的局面既然无法改变，那么，中年劳动者就只能寄希望于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供求态势。劳动力市场又可以分成需要相当高的人力资本（包括技能）的人才市场和不需要多少人力资本、一般人都可以胜任的一般劳动力市场。

农民工是一般劳动力市场就业的主力。2017年，中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新增481万人，其中，51~60岁的农民工增加了489万人，60岁以上的增加了222万人。如果40岁的中年白领愿意到一般劳动力市场就业，他们既不愁找不到工作，也不用担心无法胜任，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收入。大多数农民工因为工作在城镇、家属留乡村，而乡村的日常消费水平平均只有城镇居民的1/3，乡村自建房成本平均只有在城镇房价的1/7~1/8，因此愿意接受全家生活在城镇的居民无法接受的低工资。2016年，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67569元，而农民工一年平均只工作10个月，月均收入为3275元。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只相当于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58.2%，且这样的收入差距至少从2000年以来就大体保持不变。一般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无法保证劳动者全家在城镇的基本生活，而全家生活在城镇是白领的底线。结果出现的状况是，中年白领既无法在供过于求的人才市场上找到工作，又不能接受供不应求的一般劳动力市场提供的工作。

白领面临的问题比蓝领更棘手

遇到过中年就业难的并非只有白领。

20多年前，当大量农民工进入城镇就业时，蓝领集中的我国一般劳动力市场上曾出现过青年劳动者替代中年的浪潮。当时的国有企业职工有铁饭碗，进入中年、绩效下降后企业不能解雇。而新涌现的民营或三资企业专招青年农民工，其用工成本比国有企业低得多；竞争的结果是，城镇户籍的国有企业中年职工（所谓“4050”人员，即男50岁以上、女40岁以上的职工）大量下岗且再就业困难。与此同时，乡村中年劳动者几乎找不到进城打工的机会；获得打工机会的青年农民工步入中年后，绝大多数也无法继续在城镇工作而只能返乡，这被称为农民工就业的“40岁现象”。

但同样是中年就业难，蓝领遇到的问题却并没有在社会上激起多少波澜。国有企业职工下岗被视为打破大锅饭、铁饭碗过程中的阵痛，在“今天工作不努力、明天努力找工作”的社会氛围中，“年龄不饶人”导致的绩效下降与中年就业难被忽略了。

与传统的二元经济体制相比，青年农民工能够进城打工已经是一个进步，20多年前进城打工的第一代农民工不敢奢望40岁后仍留在城镇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今天的劳动力市场上，蓝领已经由严重供过于求转为供求平衡甚至供不应求，蓝领中年就业难已不复存在。

与蓝领相比，中年白领就业难的存在，既不能归咎于计划经济，也不能归咎于二元经济体制，无论就职于民营企业、三资企业，还是改制后的国有企业，这些白领都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年轻时工作也很拼命。他们可以接受因个人努力不够而导致的失业，但让他们为“年龄不饶人”导致的绩效下降背锅，他们无法接受。

中年白领就业难必须解决

从自身利益出发，企业用人实行优胜劣汰，可以理解；同样从自身利益出发，某些城市或地区用人实行优留劣走，让过了创绩效黄金年龄段的中年劳动者流动走，也可以理解。但中国是人口大国，被淘汰的中年以上劳动者绝大多数仍然留在国内。因而从国家的角度来说，“劣汰”意味着这部分劳动力资源的闲置。

被淘汰的中年白领处于劳动年龄段。本来，作为劳动人口，他们的收入不仅可以养活自己，而且可以抚养他人。如果他们失业后不能再就业，或虽然再就业但收入大大降低，这势必影响他们的抚养能力，甚至需要他人或社会抚养。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导致每一劳动者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上升，社会各界为此忧心忡忡。如果相当一部分中年白领由养人的变成靠别人抚养的，那么更会雪上加霜。

由于房价高，一二线城市的许多白领需要贷款买房。贷多少款、买多高价格的房，则取决于他们对未来几十年收入的预期，包括对未来工作年限和年收入的预期。相当多的中年白领基于近20年的经验（如金融、IT企业发展神速，合格员工供不应求；中国的名义工资和房价都在快速上升，贷款买房意味着用将来的高收入购买眼前的便宜房），贷款购买了一旦失业就供不起的住房，从而在就业与收入上面对很大压力。对此问题，尽可能解决中年白领的就业与收入是上策，让他们吃下预期失误的苦果是不得已的下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