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预言
热衷于历史和战争研究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于1820年，死于1895年，死的时候，离“一战”爆发尚有近20年。据说丘吉尔、饶勒斯等人都在一战前夕预言了战争爆发的可能，但与恩格斯相比，在“早”和“准”这两点上，都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
早在1888年，恩格斯就写下了对一战的预言。
虽然马恩合著的著作，一般更多归于马克思的天才，但正如埃米尔·路德维希所说：“恩格斯并不是只能为师傅添砖加瓦的小工，而是可以轻而易举地替代马克思为《纽约论坛报》撰写文章的朋友，事实上他是一位更好的作者。”恩格斯写下关于一战的预言，是在1888年，离它的爆发尚有26年，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场世界性的浩劫，而恩格斯在《波克罕“纪念1806年到1807年德意志极端爱国主义者”一书引言》一文中不仅说准了它的爆发，连过程都几乎一模一样：
“对于普鲁士德意志来说，现在除了世界战争以外已经不可能有任何别的战争了。这会是一场具有空前规模和空前剧烈的世界战争。那时会有800万到1000万的士兵彼此残杀，同时把整个欧洲都吃得干干净净，比任何时候的蝗虫群还要吃得厉害。三十年战争所造成的大破坏集中在三四年里重演出来并遍及整个大陆；到处是饥荒、瘟疫，军队和人民群众因极端困苦而普遍野蛮化；我们在商业、工业和信贷方面的人造机构陷于无法收拾的混乱状态，其结局是普遍的破产；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
然而在130年前，能够真正读懂这段话中的奥妙的人，全世界都寥寥可数。甚至到一战已近尾声的1918年3月，发动战争的“普鲁士德意志”，在列宁看来依然没人能理解恩格斯说了什么。用极富列宁特色的生动鲜活的话来说就是：“一手拿着卡尔·马克思的一本书，另一只手拿着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一本书走向德国将军，那是无用的。这些书是德文的。但是，德国将军们看不懂这些书。”不久后，列宁更直截了当地说出了比当时任何人都清晰的预言：“德皇的下台一年内就会实现。这是绝对肯定的。”（约翰·托兰《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年》，顺便说一句，根据这本书的内容，准确的副题其实应该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
恩格斯和列宁，基于敏锐的直觉和犀利的分析，分别对一战的长期过程和短期后果作出了极为准确的预测。这或许正是马克思主义在那个年代之所以能赢得如此巨大的力量的原因之一——因为它再三被证明，的确能够对当时的社会状况作出最接近于事实的判断。
2 幻灭
当恩格斯说“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地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时，他实际上已经论及了战争与革命的关系。简单来说，有很大一部分的革命，是紧随失败的战争而来的（另一部分则源于失败的经济）。幻灭的现实使得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推倒一切，彻底重建。幻灭越彻底，革命越狂暴。
约翰·托兰在《无人区》中记录了宾丁中尉，一位曾经极为英勇地长期奋战在第一线的德国军官，在1918年8月的日记中写下的话：
“这一代人没有前途，也不值得有什么前途，凡是属于这一代的人都将无法活下去。认识到这一点几乎是一种安慰。一个人如想死里逃生，他所能做的就是寻找某种办法凿削出一些石块，用这些石块为基础建造一座新的建筑物，这种建筑物对这一代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只是把它作为遗产留给其他人。”
换句话说，如果毁灭是必然的，就让它来得更猛烈些吧。毕竟毁灭的程序一旦启动，就是不可阻挡、难以逆转的，那么助其早日完成，以便为新生腾出场地，也算是功德一件，就如索多玛和蛾摩拉，就如大洪水。一战结束前后在参战各国相继爆发的俄国十月革命、德国十一月革命和土耳其凯末尔革命等，无不是这种崩溃/幻灭的产物。
3 信息
毫无疑问，大部分协约国的政客对十月革命是怀有敌意的，这种敌意不仅来自基本的意识形态冲突——布尔什维克要打倒的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其代表正是作为协约国主体的英国和法国——也来自对于革命后的苏俄倒向德国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中苏维埃为了退出战争而向德国的霸道要求所作的巨大让步，在他们看来便是明证。而且德军1918年春季之所以能在西线发动令协约国惊恐万状、一度几乎使他们的防线崩溃的强大攻势，正是因为东线的停战使得鲁登道夫可以为新的战役抽调来数十个师的生力军。
然而协约国的敌意，并不足以让他们轻易发动对十月革命的干涉。事实上，协约国外交使团革命后依然长期留在俄国，并进行了大量协调工作，以期在保证苏维埃政府不倒向德国的情况下，对其加以某种程度的承认。特别是理想主义的威尔逊政府，差一点就准备提供援助了。在讨价还价中，列宁和托洛茨基也几度表示，如果美国以及其他协约国愿意承认并帮助苏俄，他们就不会在《布列斯特和约》上签字。
但是历史常常是由大量阴差阳错构成的，一些决定的犹豫、迟疑、不明晰，或者信息传递的误差，都可以造成影响巨大的后果。无论如何，协约国没能及时给予列宁他所需要的保证，在德国的强大压力下，他不得不说服新生的苏维埃政府签订了和约。而这反过来又坐实了俄国极有可能与德国联合，以至于协约国匆忙发动干涉，派了1000多人进驻北方港口城市阿尔汉格尔。
这种干涉最初其实是很有限的，一方面协约国在西线正与德国拉锯，不可能对俄国北方和西伯利亚投入重兵；另一方面，此时已成为筋疲力尽的协约国最重要的有生力量的美国，不仅有众多同情革命的声音，而且政界和军方都出于实际的战略考虑反对出兵——一个更可取的战略或许是敦促日本出兵西伯利亚，但是无论美国还是英国此时都已对日俄战争后日本昭然若揭的地缘野心有所戒备，不到万不得已，他们并不想去激发这种野心。
可是信息再一次在传递中被扭曲了。1000人被谣传成了10万人，另外据说日本人派了7个师进入西伯利亚。莫斯科陷入恐慌，人们开始销毁文件准备撤离。“布尔什维克对在北部的协约国那支微不足道的部队作了过高的估计，以至契切林（时任外交人民委员）奉命谋求德国的军事援助……请求德国毫不拖延地采取反对英国人的军事行动……”这反过来又让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话更显得言之有据：“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果断行动，我很担心德国将设法通过在俄国的亲德分子来打倒真正的自由派……我之所以主张干涉，既因为我是一个民主派，也因为我想赢得这场战争。”然而正如托兰的评论所指出的，除了意识形态偏见，“信息不对称”依然在这位首相的决策中帮了很大的倒忙：“不幸的是，讲究实际的劳合·乔治同理想主义者威尔逊一样，对艰苦奋斗的苏维埃共和国的活力和最终目的没有什么概念。他把俄国仅仅看成是对德战争这场巨大角逐中的另一个小卒子。”
但列宁当然不是什么小卒子，面对生存威胁，他的反应是断然下令“对富农、神父和白军实行无情的群众恐怖”，随后在工厂发表的演说里他大声疾呼，资产阶级寄生虫匪徒、协约国英国与法国同无产阶级之间的战线已经确定，“对我们来说，出路只有一条，要么胜利，要么死亡”！
而就在发表完这篇演说之后几分钟，法尼亚·卡普朗的子弹击中了列宁的肩部和颈部。对“反革命分子”的大规模枪决随即展开，协约国外交官员遭到逮捕，肃反委员会的大清洗就此正式拉开序幕。
4 历史
至此，一战战场的胜败，与十月革命的生死存亡，显然已经以一种谁都不愿看到的方式纠缠在一起，并以加速度卷入一种恶性循环。各方基于自身利益，都不由自主地在这个恶性循环中越陷越深，于是内战越来越残酷，干涉越来越严厉，仇恨越来越升级，世界越来越两极化。后来半个世纪两大阵营波澜壮阔你死我活的搏命，在一战的最后一年，已经体现出了它潜在的能量、规模和惨烈程度。
托兰书中对于一战最后一年与十月革命之关系的叙述，让我一再想起恩格斯的另一段名言：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恩格斯致约?布洛赫》）
无论战争还是革命，就其在历史中最终呈现出的残酷形态（而非人们事先的想当然）而言，都是这种“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
《无人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一年》
【美】约翰·托兰 著
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