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百年，恶之花依然不败

今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100周年。这场战争成为人类文明与野蛮的一部分，至今依然影响着我们的世界。

第一次世界大战士兵的鲜血，深深地渗入当今欧洲版图的各种颜色。欧洲的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横跨欧亚的奥斯曼帝国解体，形成了今天的中欧、东欧、巴尔干、中东、北非的地图。一战之前，欧洲列强对非洲、中亚、亚太地区殖民地瓜分与角逐，以及战后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之间的领土分赃，也基本塑造了今天的世界地图。

今天中东的以色列与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始自《贝尔福宣言》支持的犹太复国运动；而库尔德问题，源于英国、法国和土耳其把库尔德人划分到今天几个不同的国家。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所引发的海湾战争，可以追溯到一战打乱重组的世界秩序。

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作为英国财政部的代表，1919年参加了巴黎和会，他写了一本畅销书《和平的经济后果》，认为巴黎和会应该为包括战败国在内的欧洲经济恢复元气创造条件，但和会关心安全与边界划分，关心对战败国无法付出代价的惩罚。这本书是对《凡尔赛和约》的控诉，还预言了战后欧洲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一战后欧洲重建失败，导致了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兴起，希特勒的上台。顺便说一句，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及马歇尔计划，受到这本书的启发，也吸取了教训。

的确，这场被视为“终结所有战争的战争”，孕育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局了整个20世纪血腥、动荡、战乱、革命冲突的历史。二战结束之后，盟友变脸对手，冷战马上开始。一战期间爆发了俄国的十月革命，苏联成立，冷战就是以苏联为首的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之间，在军事、意识形态、经济等方面的全面对抗与竞争，“历史终结”于1989年，柏林墙倒塌，东欧剧变，苏联解体。

即使是冷战结束之后，铁幕倒下后地缘政治的断裂带，以及新生的小国边界，让我们清晰看到了一战结束之后巴黎和会上的裂痕。南斯拉夫的解体，点燃了欧洲的火药桶，这是第三次巴尔干战争，透过其间所发生的种族仇杀，可以后视到20世纪初的两次巴尔干战争，甚至可以嗅到一战期间种族清洗的血腥。

历史学家100年来不停地争论这场战争的合法性，无法确认数百万年轻人涌向凡尔登、索姆河厮杀，其意义究竟何在。这的确是一场帝国主义之间的战争，一头民族主义孕育出的战争怪兽的疯狂。德国发动对凡尔登的进攻，目标不是为了占领，而是与法国展开一场杀人比赛。每个宣战国家首都的街头，当士兵列队走过时，国民也都爆发出欢呼声。战争变成了一种人民的渴望，仿佛国家存在的目的，就是发动战争和赢得战争的胜利，个人的目标，也是获得战场上英勇的荣誉。

最初只有少数人对这场战争抱有怀疑，并且在整个战争期间都沉浸于个人的生活与写作中。

《美丽与哀愁：第一次世界大战个人史》写了23位真实的普通人的一战经历，多数是各交战国的下级军官和士兵，有一些平民，也包括文学家卡夫卡。这位讲德语的犹太知识分子，对街头的爱国主义欢呼怀有深深的疑虑。“欧洲的和平已经维持了四十多年，不断积累的财富、科学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使大战看起来……根本是愚蠢的想法。”

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欧洲主要大国之间基本上实现了近百年的和平。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技术进步、科学发现、伟大的思想、经济全球化，人类进步与文明看起来达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

经济全球化带来战争的全球化，科技进步推动战场的快速迭代。全球金融中心伦敦为战争融资，德国发达的铁路系统在东线与西线调动数百万军队和挪动超级大炮，人类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一场规模空前、效率空前的杀戮。国家成为战争机器。国家既是战争的目的，也是战争的手段。从英吉利海峡到阿尔卑斯山的战壕两侧，协约国与同盟国之间上百万士兵对峙与杀戮，到后方从克虏伯到雷诺这样的工业巨头的武器创新，我们看到的是一场人类工业与技术的最高维度的应用场景，一条鲜肉大规模有组织地进入绞肉机的供应链。

历史学家还在不停地争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尽管不停有人从历史档案中挖掘细节和试图修正，一个比较正统主流的解释是德国造孽。德国的崛起客观上打破了欧洲的力量平衡，主观上也产生了称霸欧洲的野心。

德国历史学家费舍(Fritz Fischer)上世纪50年代阅读了德意志帝国时期所有与一战有关的档案，他1961年发表的研究，引发了史学界和公众的激烈争论，“费舍论文”逐渐成为关于一战起源的“正统”。基本上可以说一战是德国想成为世界强国而推行的一系列政策的结果。自1900年，德国统治精英内部一直企图占领法国、比利时、俄罗斯的领土，并且在非洲和海外挑战英国的殖民统治。费舍也提出了国内政治压力导致德国对外发动战争。德国以容克集团为代表的统治精英，面对国内社会民主党势力日益强大，可能赢得议会选举把帝国推向民主和共和，萨拉热窝暗杀正好，为德国宣战找到了借口。

一战也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演变的结果。从拿破仑战争到一战，欧洲的历史可以分为两个50年。维也纳和会上欧洲建立了大国协调和实力均衡，实现了50年的和平。德国通过战争实现统一，崛起为欧洲心脏地带的强国，动摇了欧洲的均势。接下来的50年，德国的崛起，加上奥斯曼帝国的衰落，打破了欧洲大陆势力均衡，引发了一系列的重建均势的连锁反应，大国之间纷纷结盟，大国与其周边邻国或势力范围内的小国形成保护关系，从而构成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系统性风险，通过海外殖民地扩展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如果我们回顾下通向第一次世界大战之路，从大国结盟到军备竞赛，从奥匈王储斐迪南大公被刺的七月危机，到各大国之间军事动员的不断升级，直到正式宣战的八月枪炮，大国之间迅速的军事动员升级的过程，我们看到的是这些国家单个政府在战与和之间表现出了足够的算计，但整个欧洲的民族国家体系则集体陷入一场“囚徒困境”当中。

这种囚徒困境，有时候也被称为修昔底德陷阱。英国著名的外交文献《克劳备忘录》，入木三分地分析了德国的崛起，将不可避免地挑战英国的霸权，一种陆权与海权的冲突，一种欧洲心脏地带大国对于发展空间的争夺，以及双方核心利益的迎头相撞令战争不可避免。

从100年前的高空俯瞰当下，这种大国关系的困境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