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庞华玮 广州报道
当亿航智能在2017年《财富》论坛上以1180台无人机编队表演惊艳广州的时候，一群PE/VC资本早已默默地盯住“广深科创走廊”里的这只独角兽企业。
“我们在2016年底投资了亿航智能，是C轮投资，属于中后期项目。”2月1日，安托资本董事张逸飞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GGV、真格、金浦等资本也投资过亿航智能。”
亿航智能2014年在广州成立，并很快地在资本助推下成为了独角兽企业。事实上，“广深科创走廊”已涌现出一大批独角兽企业，它们背后的资本推手功不可没。
资本推手
“对于很多人来说，C轮可能比较晚，但实际上好多人没有发掘亿航智能的价值。有很多人在投A轮、B轮时，当时以为它是第二个大疆，做消费机的，但实际上亿航智能真正的核心潜力是做载人的自动飞行器，就是不需要飞机驾驶执照，直接就可以手机叫一个飞行器过来载人。我们看重的是它的载人无人机是全世界第一个，是可以最先落地和商用应用的公司，所以是把它当成一个在这个行业里面的初创、刚刚起步的领头者来投，看到未来有一个更高的增长。”张逸飞说。
张逸飞表示：“亿航可能今年启动IPO，到时候根据情况再跟投。因为它正争取中国民航的适航证，这或许将是全世界第一个载人无人机的适航证。”
除了安托资本等领投亿航智能的机构，据记者了解，也有部分私募机构跟投亿航智能。
2月1日，一家广州的私募机构人士告诉记者，两年前公司跟投了亿航智能。“当时投资价格比较合理，不过资金投资周期比较长，持有期为5+1。”
“独角兽企业都有一个特点，就是成长速度非常快，有些大概两年就会成为独角兽。”张逸飞说，“我们讲的独角兽，不一定它现在是独角兽，但我们在选择投资时，可以看到它未来是独角兽。我们更愿意投一些刚成长起来、未来有几十到一百倍空间的企业，侧重在智能交通出行，这里有几十万亿、百万亿的市场。”
所谓“独角兽”企业，一般是指成立10年以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获得过私募投资且尚未上市的企业。
“现在新经济模式冒得很快，我们要提前两三年潜伏到这些行业中。”张逸飞表示，安托资本的投资重心在美国硅谷，以及国内的广深两地，国内投资项目一般持有5年以上。“我们在广州、深圳累计投了潜在或者是已经成为独角兽的项目有十个以上。深圳比较多些，广州数量没有那么多，但企业体量比较大。”
清科集团独家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自1995年以来，除去上市公司之外，共有80家广东估值10亿美元以上企业，获得来自PE/VC等投资机构的投资金额达到400亿元。
其中天使轮、Pre-A、A、B、C、D、E、新三板定增的投资金额分别为8400万、2100万、2657400万、539400万、79100万、19400万、148400万、298700万。数据显示，对于独角兽企业，资本投资最多的是A轮、B轮。
并且PE/VC等资本的投资额近年呈现增长趋势，最近3年2017年、2016年、2015年的投资金额分别为93.25亿元、90.53亿元、54.67亿元。
培育土壤
事实上，资本起的作用并不仅是做企业发展背后的推手，它们的市场行为也能为一个地方招来高科技的独角兽企业。
拥有领先技术的无人驾驶企业景驰科技，于去年12月底将其全球总部从美国硅谷迁至广州黄埔区开发区。
“当时广州招商引资，我们和几个投资人把这个重量级的超级独角兽项目引过来。我们是景驰的投资人，参与了Pre-A轮投资。”张逸飞说，“景驰这样的在硅谷初创的项目，最终回到了广州，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应用市场，一定要回来中国。”
对于景驰，当时全国许多省市都伸出了橄榄枝欢迎到当地落户。“国内最起码得有七八个很有竞争力的城市和省长市长带头在邀约他们，最终就要看哪个城市提供的软环境，落地的政策比较多。”张逸飞说。
景驰于2017年4月初成立，在短暂的无人驾驶历史中已打破多项记录。
2018年1月30日，在广州生物岛，景驰科技召开无人驾驶常态化试运营启动仪式。景驰方面称，景驰科技真正在实现常态化、规模化运营无人驾驶。目前已有数十辆Level 4级无人驾驶汽车。
“今年在广州就会有500到1000台景驰的无人驾驶车。”张逸飞介绍。
景驰高速成长的背后同样有不少资本的身影。
2017年9月26日，景驰科技宣布完成Pre-A轮5200万美元融资。该轮融资由启明创投（启明）领投，包括英伟达GPU Ventures的战略投资，以及其他机构及个人参与联合投资。
而安托资本在广州投资的另一个快速成长的独角兽项目——万城万充新能源车充电桩平台项目，也获得了中植集团的投资。
张逸飞表示，广深科创走廊应大力引入资本，因为PE/VC等资本和高新企业相辅相成，“像硅谷有很多风投机构跟科技企业是共生关系”。
“民营的、市场化的VC、PE嗅觉很灵敏，也没有烦琐的投资流程，他们看好有潜力的独角兽会砸巨资。在广深科创走廊，目前深圳的VC、PE比较多一点，创投氛围浓一点。广州目前由于政府的引导，也逐步在提升，但更多看到的是政府引导基金，民间的科创机构还不多，培养的土壤和氛围还不够，包括政策法规，软环境，还有人才各方面，还有待改善和提高的空间。”张逸飞说。（编辑：巫燕玲）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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