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湘平: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心化或极化现象长期存在

城市是现代社会的构成性中心，城市社会事实上是现代社会的本质。可以说，整个现时代的问题都是以城市社会为中心的。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经验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不仅涉及农村与城市，还涉及从前现代到现代乃至到后现代，更有西方国家城市社会发展中不曾有过的东（中）西关系问题。其复杂性和实践张力都是世所罕见。

一

当今中国的城市社会发展，交织着四个大的逻辑，这四重逻辑彼此矛盾、纠缠，形塑了当今中国城市社会的基本样貌，使得我国的城市社会发展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质，也必然地孕育种种问题。

第一个逻辑是文化逻辑。城市决不是简单的物质、人口汇集之地，而是人类群居生活的高级形态，有着独特的共同文化想象。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灵魂和精神标识所在，是城市社会发展深层、基础、持久的力量。当今中国城市社会一如整个中国社会，由于近代以来的历史遭遇而面临着古、今、中、西的文化问题域，在传统文化、红色文化（革命文化与先进文化）、西方文化的坐标中定位，有所传承和借鉴，更有文化自我认同的焦虑。

中国古代城市的首要功能在于“域民”，但“域民”之要则恰恰在于人文教化。《孟子》说：“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这种强大的教化传统在城市建筑方面最能直观、鲜明地体现出来，北京就是最具代表性的城市。作为首都，北京建城象天法地，讲究辨方正位，通易理、合中庸、致中和，形成中正庄严的皇家气象，可以说完全是礼制的具象化。

当然，北京的城市文化不仅有礼制文化为核心特征的古都文化，还有它的地方文化即京味文化，京味文化是北京老百姓的文化，是北京人日常生活的一种样态，与古都文化一上一下，相偕而生。离开这两者构成的文化底蕴，北京这座城市的独特风范、风韵、风貌就不复存在。

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西方文化则是重要的他者。其实，在中西之争将近200年的进程中，西方文化很多要素已经成为我们城市经验、记忆的重要部分，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这方面上海最为典型,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深入影响，今天已经无法简单地剥离开来，它事实上构成了上海城市传统的一部分，融入和参与塑造了上海的独特气质。

然而，在当代中国大多数的城市社会发展中，包括红色文化在内的整个文化建设，都存在着四个值得警惕的倾向。

一曰物化。当提到一个城市的文化时，很多人想到的只是各种古迹、纪念馆，甚至有些城市管理者的观念还停留在“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或装潢“脸面”的层次。

二曰景观化。把文化遗存、活动作为精心呵护的盆景，似乎只是为了供人惊艳、猎奇，并未使之真正在生活中生根落地，极端地说有些文化“景观”不过是一种丧失生命力的标本式存在。

三曰碎片化。整个文化没有有机地圆融为一体，在古今中西之间无所适从，机械的拼盘使得所谓城市文化变得光怪陆离，呈现精神分裂状态。

四曰同质化。不仅城市建筑、设施千城一面，而且不同城市提炼出的城市精神也是十分雷同，没有个性。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无疑是多方面的，不仅在于我们城市文化建设还没有达到一种真正的自觉，对城市文化的理解还远不到位，更在于它受到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政治逻辑强有力的制约甚至是支配。

第二个逻辑是技术逻辑。关于城市的文化想象最终要转变为现实，关键在于科学技术，越现代化的城市越是如此。技术逻辑决定着城市现代化的程度和基本存在样式。最近，国外评选出了中国的所谓“新四大发明”，即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这些遵循技术逻辑的发明极大地改变我们的生活样式，也可以说它们使当代城市生活成为可能。的确，没有现代科学技术，很难想象超大城市以及城市群的出现；没有智能信息网络等现代科学技术，很难想象对城市中复杂的人、事进行精准的社会管理和治理。

技术逻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深刻改变着人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在网络信息时代，中国终于实现了科技发展的弯道超车，而互联网技术也让年轻一代“脑洞大开”。2017年，马云、刘强东、李彦宏这三个互联网经济的大佬各有观点引起热议。马云认为，互联网技术特别是大数据表明，计划经济是对的，30年内计划经济将会占到主导。刘强东说，由于智能技术的成熟和普及，共产主义不再遥不可及，其实真的在我们这一代就可以实现。李彦宏提出，共享经济的定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是差不多，搞共享经济就是在建设共产主义。他们的观点都是基于互联网技术逻辑而得出的，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结论正确与否姑且不论，这种说法就像现代科技刚刚兴起时，欧洲一些关于现代社会的想象一样，热情、大胆地代表着一种时代的声音。

当然，技术逻辑在现实中总是受到资本逻辑、权力逻辑的支配。马云、刘强东、李彦宏这些大佬说话的底气与其说首先来自技术，不如说是首先来自资本。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是，技术及其逻辑为现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可能，改变了文化逻辑、资本逻辑、权利逻辑发生作用的方式和效应。例如，我们现在的文化保护、传播、发展无不需要借助于信息网络技术，资本运行、金融发展也一刻也离不开信息网络技术，现代权力也很重视利用互联网信息技术进行运作，并获得人们可持续的合法性认同。当然，当阿尔法狗战胜柯洁、机器人索菲亚获得沙特国家公民身份时，这种人工智能的技术逻辑就不仅仅是深刻影响城市社会发展，而是迫近了人类文明的极限，极度影响人类文明进程。

第三个逻辑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社会的主导逻辑。在列斐伏尔为代表的西方都市马克思主义看来，城市化乃是资本主导下的空间生产——包括物质空间、社会空间乃至精神空间，资本增值乃是空间生产的内在逻辑。40年来的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从正反两方面都见证了资本逻辑的强大。

资本天然具有自组织的扩张性。在今日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资本也始终是最冒进的力量，甚至犹如脱缰的野马。不说各地由来已久的“圈地运动”和疯狂的房地产，就说火遍全国的共享单车，从无到有，从稀缺到过剩，到成为一个新的城市社会问题，时间仅仅一两年。共享单车其实并没有多高的技术含量，背后更为重要是资本逻辑在发挥作用。

资本逻辑的强大不仅仅在于扩张，而在于它总是试图成为宰制一切、改变一切的灌注、同化功能。在资本逻辑的序列中，一切都要以资本的视野来重新审视、以资本的尺度来重新考量，资本成为一种世界观，文化、技术、权力、人力等等，不一而足，统统被它“格式化”。

如果说，自马克思以来，人们关于现代性的批判大都集中于资本逻辑批判的话，在中国还必须注意到的是，资本逻辑往往与权力逻辑结成一种合作大于矛盾的同盟关系，逻辑叠加产生巨大的共振效应，两者的合谋事实上塑造了当代城市社会的基本格局。我们对当今中国城市正义或空间正义的批判,也应该指向这两大逻辑及其关系。当然，批判并不等于简单地否定，而是揭示它的问题，合理地利用它并努力超越它。

40年来实现整个中国及其城市发展的关键一招在于改革，改革的关键一步则在于迈向市场经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点就在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因此，资本逻辑在当今中国的作用并未充分发挥，但它的优点和缺点体现得非常分明，给我们城市社会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带来的问题也十分清楚。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逻辑与技术逻辑是天然的盟友，自生自发地彼此加持；资本逻辑与文化逻辑则几乎是天然的敌人，对资本逻辑的批判正是现代思想文化的重要主题；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则是一种彼此利用的关系。当然，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唯一可能驾驭资本的力量就在于权力——尽管并不是在每个层面都可以实现这种驾驭。

第四个逻辑是权力逻辑。中国自古以来讲政治都是第一位的，城市建设古来就服从于政治需要。《周礼·天官·序官》说：“惟王建国，辨方正位，体国经野，设官分职，以为民极。”在中国，文化往往首先是一种政治文化，政治也划定了技术逻辑、资本逻辑的可能限度，权力逻辑或者政治逻辑至今仍然是城市社会发展中最大、最强的逻辑。

改革开放40年来，从沿海开放城市到各种试验区，虽然各有天时地利人和，但最终决策源于中央的顶层设计。政策支持力度不同，城市发展水平当然就有高下。尤其是作为国家大事、千年大计的雄安新区横空出世，在城市社会发展的角度，可以解读为在全新的起点上，没有包袱地建立一个相对理想的城市社会。毫无疑问，这种从观念到现实的过程，凸显了坚强的政治意志。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到工作重心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到抓住城市这个现代化的“火车头”，到重点城市的扶持发展，我们看到了清晰的政治逻辑脉络。在现代城市社会治理中，借助现代技术逻辑和资本逻辑，从规划到实施、从管理到组织，从大动脉到毛细血管，形成了一种横到边、纵到底的无缝“疆域”。

本质上，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从属于治国理政的需要，从属于实现现代化、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在全球化背景下与发达的他者相比，中国城市社会的发展长期处于追赶的位置，追赶、崛起、超越，自信、自强等主体意识的日益增强，最终上升为民族-国家的意志。中国城市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作为政治意志或政治逻辑的表象。

二

上述四重逻辑或许是我们把握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内在机理的重要角度。也正是基于这样四重逻辑及关系的考察，我们能领悟到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一些重要特质。

一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是一种总体建构下的自生自发过程。关于城市社会发展始终都存在着两种观点：自生自发的观点和人为建构的观点。中国城市发展总体上是人为建构的。自古以来，中国的城市建设就是先有理念、规划、蓝图，有一个顶层设计，然后才进行落实。当然，不是说其中没有任何自生自发的因素，而是这些自生自发的因素一定是从属的，是总体建构下的局部因素。例如共享单车最先完全是企业的市场行为，后来出现了问题，就有了管理和规划，这其中的问题，有些恰恰是与既有总体构建冲突的，但既有的总体建构是不可突破的“天花板”。

总体建构下的自生自发可以克服完全自生自发带来的种种弊病，但事实上却同时存在着理性自负和合成谬误的危险。理性自负能从很多城市建设的规划与实施看出来，一朝决策，多年后追悔莫及，甚至付出致命的代价。所谓合成谬误则是指，在自生自发条件下，人们都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去生发某种力量，创造某种东西，结果个体理性恰恰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城市发展中各个区域、各个单位、各个小区、各个家庭乃至每个人，从他们自己的角度来谋划都很有道理，但合起来这个城市却变得令大家都不太满意。

二是中国城市社会对稳定有着极端偏好。城市从农村发展而来，中国传统上是个农业国家、农业社会，基于农业生产形成的文化基因、思维方式，即便在现代城市社会中也依然起到一种底色甚至根本性的作用。国泰民安，长治久安，不患贫而患不安，“安”是中国自古以来社会政治的重要追求，稳定、安定始终是社会第一位的价值，这些已经成为一种民族的文化本能、心灵秩序与先验结构。改革开放40年，治国理政的第一命题始终是：稳定压倒一切。城市社会建设也始终把这个硬道理放在第一位。因此，任何简单地把西方城市理论、政治哲学理论挪到中国的做法都注定是水土不服的。

其实，在中国城市社会建设中，并不是不能谈正义、自由——这些都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部分，而是要在确保秩序的前提下来谈。在西方，正义是社会的首要美德，自由具有优先性；但是，在中国，秩序是先于正义与自由的。秩序、稳定就是大局，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其实是同一个意识。追求稳定乃至超稳定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它由国家意志、政治逻辑来予以保障。

三是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心化或极化现象长期存在。中国城市建设始终保持着中心-边缘的格局和中心抽吸边缘的状态。从整个国家来看，城市处于中心，农村处于边缘；特大城市处于中心，其他中小城市处于边缘；城市内部也区分为中心与边缘，这方面北京最为典型，一环、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的同心圆结构是其最感性的呈现。其他大多数城市也都有这个问题，只是强弱程度不一。原因一是如前所述，中国城市建设古来就讲究“体国经野”“以为民极”，在现代社会则是不同城市成为不同级别的权力、资本、文化、技术中心，与边缘之间形成梯度，从而造成强大的虹吸效应，使这些中心城市自然聚集最优质的资源。再加上政策的倾斜，这种极化现象就会更加严重。

这种极化不只是为城市社会发展带来资源富集等好的方面，也带来了人口膨胀、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等所谓大城市病的问题，成为城市不能承受之重。于是，有的特大城市，例如北京，就开始了疏解城市部分功能的努力。但总的来看，正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的，“人们为了生活来到城市，为了美好生活留在城市。”因为总体上城市生活更加美好，所以，城市的极化现象在中国必将长期存在，尤其是当我们的城乡之间、城市之间发展还很不平衡的情况下，即使出现少数“逆城市化”现象，也改变不了总的趋势和格局。

三

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的四重逻辑及其紧张关系，以及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特质，在短时间内都是难以改变的，其孕育的一些重大问题则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对其进行专门研究，及早找到应对和解决之策。

第一，社会结构上空间日益区隔。与西方发达国家城市普遍的街区制不同，由于院落式传统文化影响和上世纪90年代以来小区开发的权力设计和资本驱动，我国城市大多形成大大小小被围墙包围起来的封闭单元。2016年中央提出我国新建住宅要推广街区制，原则上不再建设封闭住宅小区，可谓亡羊补牢，却也对当前现实无能为力。更为重要的空间区隔是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所谓网格化管理，从管理的角度将城市区隔为单元网格。

我们一般认为，数字化、信息化会导致一个扁平社会的到来，人与人之间更为平等、自主。但是，作为当代城市社会基层治理重要手段的网格化管理，事实上以数字技术为基础重塑了垂直和中心的结构，重构和加固了传统的垂直管理。还有就是社会阶层的空间区隔，这已经被不少文学艺术形式形象地表现出来。

例如获得法国雨果奖的科幻小说《北京折叠》和2017年一度网络走红的自传体小说《我是范雨素》。前者事实上表明阶层已经固化，不同阶层的人在不同的时间生活在不同的世界，壁垒森严，彼此没有交集；后者事实上表明，打工阶层有着权力化和阶层意识的觉醒。这些都是以空间治理来实现社会治理带来的问题，却远远没有得到足够关注和解释，更谈不上真正的应对。

第二，基于虚拟空间的社会关系不断重构。由于时代的局限，以都市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西方城市理论，不太可能涉及到网络信息时代才遇到的虚拟社会问题。在当今的中国特别是城市社会中，技术逻辑的自由延展与资本逻辑的助推，使得虚拟空间一点都不“虚拟”，因为它深刻甚至是根本性地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这才真正是中华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虚拟依赖已经内置为很多人的本能需要，无论何时何地都会下意识地查看手机、搜索网络，成为低头一族。虚拟空间构建的社会关系是如此强有力，以致达到了吉登斯所谓的“经验倒置”，可能在现实中最近的人陌生化，而在虚拟世界中，“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反而建立起亲密无间的关系。

当然，对于那些网络原住民，即在网络时代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来说，其虚拟经验甚至是先于现实经验的，虚拟的社会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他们进入现实社会的前结构。通过脱域、再嵌入的方式，基于各种“缘”而建立起各种各样的“群”，是这种虚拟空间社会关系重构的生动体现。其带来的好处也好，问题也罢，确实成为一个亟需研究的课题。2017年中央网信办专门制定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无论怎样评价其内容，但这本身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然而在城市社会发展中，我们对此的研究还基本没有起步。

第三，生态逻辑凸显并日渐重要。在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中，除开文化逻辑、技术逻辑、资本逻辑和权力逻辑外，还有一个新的逻辑渐渐在凸显，这就是生态逻辑。西方都市理论中只是偶尔提到过城市生态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则已经明确把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五位一体”建设中的重要部分。农业生产尽管也有对自然的改造，但总体上涵容在大自然中，人类“赞天地之化育”，保持着一种天人和谐关系。现代城市是工业化的产物，相对于自然的农村，城市意味着一种脱离大地、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并以人这个主体为中心。一如列斐伏尔曾经指出的，空间生产本身是一个非生态的过程。

作为人为存在物，资本、技术、权力逻辑支配下的城市发展过程，长期没有注意到生态问题，充其量只是将生态问题作为一个外部性问题加以考虑，本质上是一种遗忘存在或“存在无忧”的发展。其实，城市发展中的“空间拜物教”正是造成现代生态环境危机的重要原因。今天，城市居民对于化工厂、核电站的“邻避”效应，以及对雾霾、水土污染、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关切都表明，生态逻辑已日益成为城市社会发展的重要逻辑。生态逻辑涉及到的是一个人类生存的前提性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条真正的底线逻辑、刚性逻辑，一旦民众被这一逻辑启蒙，所形成的力量就将在很大程度上消解其他逻辑。毕竟，“世上除了生死,都是小事”。于是，城市社会发展乃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逻辑排序面临重大转变。

第四，城市社会发展的溢出效应必须内部化。回顾1949年以来，特别是1978年以来40年的改革开放历史，人们大多会感慨，中国城市的发展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农村为代价的。城乡之间一直存在着“剪刀差”，以前指的主要是经济意义上的，现在则更多是人才、人力意义上的。不仅农民辛辛苦苦培养成才的大学生留在城市工作，而且一般意义上青壮年都被吸附到了城市之中，农村自身日益空心化。城市始终把农村当作营养液、大环境，敲吸精华、排泄废物，城市化带来的溢出问题都由农村自然承担。

例如，目前中国有数千万留守儿童、留守老人、随迁子女，他们都是共和国的公民，都是伴随“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产生的，其带来的种种问题常为媒体所报道，但在我们城市社会发展的研究中，只是一个偶尔涉及甚至未曾进入视野的问题。这显然是不合适的。我们常说，“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将之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一方面城市作为现代社会的构成中心，就要挑起现代社会的全部问题；另一方面，当代“三农”问题恰恰是城市化带来的问题，本质上是城市问题，是城市社会发展的内部性问题。在当代中国，不再是农村包围着城市，而是城市分割着农村。

总之，当我们说城市社会是现代社会的本质时，就意味着城市社会责无旁贷的主体担当。当代中国城市社会是一个复杂巨系统，我们必须在城乡、天地、古今、中外这样一个大的系统中去思考问题、协调各种逻辑关系、驾驭各种力量。如此才能不负“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