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银国际：GDP算法革新可促进新经济蓬勃发展

程实

（工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研究部主管）

钱智俊

（工银国际高级经济学家）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2017年7月以来，随着国家统计局循序推动《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的落地实施，研究与开发支出正被逐步纳入中国GDP核算。根据我们的测算，此次算法革新有效量化了新经济在投入端的贡献，对中国经济的规模、增速和国际地位均产生显著的上修效应。并且，随着中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加速转型，这一效应有望持续增强。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开局之际，GDP的算法革新既是转换发展模式的信号旗，也是优化宏观调控的坐标尺，能够促进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并为防范系统性风险、优化经济结构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有鉴于此，未来中国宏观统计体系的变革将继续稳步推进，进一步覆盖新经济在消费端的重要贡献，为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全局性引导。

作用效果：新算法对中国GDP产生三重上修效应。相比于2002年建立的旧体系，新实施的《中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16)》着重加强了对新经济的衡量能力。其中，最核心的改进之一在于引入“知识产权产品”概念，并以此为依据，首次将研发支出作为固定资本形成处理，从而纳入GDP的核算。基于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我们的测算表明，这一变革有效量化了研发对经济增长的重要贡献，在三个层面对中国GDP形成上修效应。经济规模层面， 2001-2015年，修正后的中国名义GDP规模比修正前年均上调0.95%。并且，这一上修效应呈现出显著的渐强趋势（详见附图），2001年上修幅度仅为0.54%，而2015年则已升至1.82%。由此可知，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加速转变，研发投入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正在稳步增强。经济增速层面，2001-2015年，修正后的中国实际GDP增速比修正前年均上调0.05个百分点，验证了研发投入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直接拉动作用。经济地位层面，得益于经济规模和经济增速的同步上修，本轮危机后中国经济对于全球复苏的稳定器作用进一步彰显。相比于修正前，2008-2015年修正后的中国经济对全球的年均增长贡献上升0.02个百分点。具体而言，仅在2015年中国经济就为全球多贡献了超过一个葡萄牙的经济总量，即相当于全球第47大经济体。

演进路径：适应新经济的统计体系变革大潮将至。本轮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新经济蓬勃发展，成为全球复苏的新动力。根据OECD、美联储等机构的研究^[1][2]，由于新经济难以被陈旧的统计体系量化，且对传统产业具有一定替代作用，正在造成经济规模、经济增速和生产效率的系统性低估。这一偏误导致了宏观统计失准、政策调控失据，因此全球新一轮的宏观统计体系变革成为大势所趋。顺应这一趋势，当前中国GDP新算法首次覆盖研发支出，反映了创新驱动型的新经济在投入端的贡献，迈出了本轮革新的第一步。但是，放眼全局，新经济在消费端的贡献尚未纳入统计体系，如何准确量化消费端的两大新经济形态将成为下一阶段的改革重点。其一，数字经济。目前，互联网正向全社会提供大量免费的信息产品和服务，其对价并非传统货币而是消费者的注意力和个人数据。由此，消费者在单位价格下所享受的商品和服务数量上升，带动了实际GDP和生产效率的上涨。随着中国“互联网+”战略的快步推进，这一作用正在广泛地深入金融、医疗、教育、旅游等传统产业，其范围和力度将持续扩大，亟待在新的统计体系中加以反映。其二，共享经济。共享经济通过激活闲置物品和劳动力，优化了全社会的资源配置和生产效率，并增强了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但是在这一模式下，消费品的角色在最终消费支出和固定资产之间频繁切换，因而其经济贡献难以在传统GDP体系中准确量化。针对上述两大挑战，未来中国宏观统计体系的变革仍将继续深化，“三新”经济增加值测算方法、新经济统计体系等新工具有望渐次实现突破，进而全面覆盖新经济的综合性贡献。

国际比较：中国新经济的增长贡献潜力广阔。作为全球新经济的发源地，美国早在2013年7月就将研发支出纳入GDP核算，并且产生了与中国相似的GDP上修效应。据此进行国际比较，可以定位中国新经济发展的当前进程和未来空间。一方面，中国新经济的进步空间巨大。基于美国经济分析局(BEA)的数据，我们的测算显示，2001-2012年美国名义GDP规模因算法变革而年均上修3.32%，实际经济增速则年均上修0.13个百分点，均大幅高于中国同期上修幅度。由此可见，较之于美国，中国新经济在投入端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展望未来，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进程中，研发投入有望加速增长，中国新经济的增长贡献仍有充裕的跃升空间。另一方面，中国新经济的赶超机遇可期。当前，中美两国统计体系均尚未纳入新经济在消费端的贡献。而在新经济的消费端，中美已形成并驾齐驱的竞合势态，特别是在数字经济、共享经济两大领域，中国有望依托庞大的国内市场和创新的商业实践，实现后来居上、弯道超车。例如，据国家信息中心预测，中国共享经济有望在未来数年保持40%左右的高速增长，其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将在2020年超过10%，在2025年升至20%左右。有鉴于此，随着未来新经济的消费端逐步进入GDP核算，中美新经济的贡献差距有望出现系统性收窄，并有机会实现逆转。

战略意义：GDP新算法引导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必须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在中国经济新时代的开局之际，有序推进GDP新算法的实施，对贯彻新发展理念、提高发展质量具有全局性的引导作用。其一，GDP新算法是转换发展模式的信号旗。根据学理，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源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则依赖科技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当前，将研发支出纳入GDP核算，将激励各级政府和私人部门加大科研投入，从而促进科技进步、加速培育新动能。未来，中国新经济统计指标体系的构建则有望覆盖新经济的消费端贡献，助力数字经济、共享经济等创新模式的发展，优化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的配置效率。因此，以革新的宏观统计体系为引导，新经济的繁荣本质上实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持续提振。这不仅将推动经济规模和增速的上行，更将带来发展质量和社会福利的重大跃升。其二，GDP新算法是优化宏观调控的坐标尺。GDP的算法革新不仅引发赤字率、负债率等风险指标的系统性调整，更会推进产业结构占比、区域增长差异等结构性指标的重大转变，因此将牵动宏观政策分析的全局。从这一视角出发，中国GDP算法的革故鼎新，对外将加快与国际标准的接轨，精确识别中国与美、欧、印等经济体的发展质量相对变化；对内则有利于准确判断经济运行状态和宏观政策空间，从而为防范系统性风险、优化经济结构提供可靠的决策依据。

参考文献

[1] Ahmad N, Schreyer P. Are GDP and Productivity Measures Up to the Challenges of the Digital Economy? [J]. International Productivity Monitor, 2016 (30): 4.

[2] Nakamura L I, Samuels J D, Soloveichik R H. Measuring the “Free” Digital Economy Within the GDP and Productivity Accounts[R]. Research Department,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Philadelphia, 2017, Octob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