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哈尼经济改革进入关键时刻

（原标题：鲁哈尼经济改革进入关键时刻）

马汉智（特约撰稿）

2013年8月，鲁哈尼因承诺解决伊核问题和经济问题而成为伊朗的新任总统。2017年以来，伊核问题因为特朗普政府态度的明显后退而蒙上了阴影。而经济改革则因美国在伊核问题上的态度转变而面临多重压力。一时，伊朗的政治局势和经济改革态势都陷入了不确定性之中。而2017年年底在伊朗多地爆发的抗议活动则是伊朗人民对当前政治和经济局势沮丧情绪的一次大爆发。这次抗议活动的经济大背景就是2013年以来鲁哈尼经济改革。自鲁哈尼执政以来，就积极致力于摆脱经济滞涨困境，建设“抵抗型”经济，“抵抗型”经济的核心目标是扩大国内生产，降低对原油和天然气出口的依赖，从而提高经济的自主能力。主要措施包括：私有化改革，促进外国投资，控制通货膨胀，实现正常的对外经济交往。在鲁哈尼的第一任期末，伊朗宏观经济指标明显改善，经济增长率显著提高，通货膨胀率持续降低，外汇价格基本稳定。最重要的是，伊朗的市场逐步趋于稳定。根据经济学人（EIU）估计，2017年伊朗经济增长率达到5.6%，经济在经历了前几年过山车式的增长后逐步趋稳，2018年的经济增长率依然有望继续保持在5%以上。2017年，伊朗名义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475.72亿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20576美元，比2016年增长6.3%。登记失业率略有下降，保持在10%左右。2017年通货膨胀率下降到9.9%，相比于鲁哈尼执政伊始的30%的通胀率，伊朗的整体经济运行趋于稳定。

然而，2017年伊朗公共部门赤字占GDP的比例达到2.5%，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值。净公共债务占GDP 的比重达到14.5%，同样也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值。外债达到81.77亿美元，是2013年以来的最高值，比2016年增长52%。根据EIU的估计，2018年外债额将达到102.63亿美元。总体来讲，高失业、高通胀、高债务是鲁哈尼时期经济的总体特征，而在2017年这些数据都没有明显好转，这大致反映了伊朗此次抗议活动的经济大背景。而鲁哈尼经济改革的前景则受到长期和短期因素的制约。

从短期来看，制约伊朗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包括：首先，持续的美国制裁依然是制约伊朗吸引更多外来投资的障碍。特朗普上台以后不仅未解除金融制裁，而且出台了各种追加措施加大对伊制裁，这也造成许多西方公司对投资伊朗犹豫不决；其次，外商投资环境依然呈现出不稳定和不可预测性，融资困难、政策不稳定、通胀严重、政府效率低下及基础设施差等是制约伊朗投资环境的关键性因素。根据世界银行最新发布的报告，伊朗的营商环境在190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20，营商环境差且改善缓慢是难以吸引更多投资者的关键因素；再次，尽管伊核协议为伊朗带来了难得的机遇，但是基于全球石油价格的持续低迷，主要依靠石油收入的伊朗经济依然难以摆脱对外贸易的结构性制约，升级出口结构任重道远；最后，国内民生改善的压力和国际社会、地区的多重压力促使伊朗国内稳定受到挑战。2017年年底伊朗多地爆发的抗议活动的直接原因是国内鸡蛋及禽肉类价格的上涨，上涨幅度达到40%，短时间内，鸡蛋价格上涨了100%。然而价格上涨背后折射的是伊朗经济脆弱性。这种脆弱既来自于国内改革造成的经济脆弱，也来自于国际社会、地区的压力，是外因和内因共同作用，导致了此次抗议。

从长期来看，制约伊朗经济良好发展的结构性因素存在于国内和国际两个维度。从国内来讲，伊朗经济中的高失业、高通胀具有长期性。自从2013年鲁哈尼执政以来，失业率一直在10%以上，失业群体中青年人是主力。据报道，15-29周岁之间的青年人失业率高达25.9%，而大学生的失业率更是高达40%。高失业率一方面显示了经济发展无法为青年人带来更好的机遇，也反映出伊朗经济结构专一的问题。虽然鲁哈尼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努力恢复伊朗经济，其中在增加就业上下了大力气，为年轻人提供工作的机会。然而，持续的国际石油价格低迷和紧张的外部环境等因素导致政府财政吃紧，这严重制约了政府在创造就业方面的作为。高通胀率更是伊朗经济的固有矛盾。

从国际来讲，美国是伊朗不得不处理的最大外部因素，但只要措施得当，依然能够赢得转机。特朗普宣称其对伊政策“基于对伊朗独裁、支持恐怖主义及在中东及世界各地持续侵略行为的清醒评估”，并且宣布将采取综合措施打击伊朗。而此次抗议活动中鲁哈尼和特朗普之间的口水战更是将两方的紧张局势推到了高点。2017年，特朗普与伊朗的主要对手沙特阿拉伯签署了重大武器交易，并分三次对伊朗的弹道导弹计划和伊斯兰革命卫队进行了制裁。另外，特朗普在2017年10月中旬拒绝向国会证实伊朗遵守伊核问题全面协议，这意味着美国国会需要在60天内讨论是否恢复对伊朗的制裁，可能导致交易完全崩溃。但是，鉴于美国国会内部和各签署国的强烈维持协议的意愿，这一方案通过的可能性有限。这也是伊朗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毕竟特朗普政府是以“美国优先”的逻辑在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双方适时地在利益交汇的经济领域展开对话谈判，或许能为两国关系的改善提供契机。(编辑 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