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轶翔：境外经贸合作区面临多重考验 须合力破题

（原标题：中非泰达执行总经理张轶翔： 境外经贸合作区面临多重考验 须合力破题）

12月7日， 中非泰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张轶翔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指出，境外经贸合作区普遍面临融资难、开发周期长、股东回报低、承担过多的政府职责、属地化管理难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顶层设计，须多方合力破题，争取驻在国对园区基础设施、政策和资金的支持。

顺应驻在国工业化进程

“产业园区、经济开发区等其实是来自欧美发达国家，第一代园区代表有美国底特律汽车城、德国的鲁尔工业区等，从第二代到第三代园区过渡的代表是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以及我国的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张轶翔在论坛上称。

在他看来，世界范围内产业园区从第一代到第二代、并向第三代演进的过程，有很多共性。第一代园区产生、兴旺的原因是，产业转移至资源丰富的本地某区域；衰落的原因是产业再次向更低成本区域转移。“第一代园区只重视‘产’的规模性扩张，不重视‘城’的多元化结构发展，第二、三代园区不再单一地注重产业，而是更多地关注城市的综合发展和可持续发展。”

“园区在一个国家生根发展，要顺应驻在国内的工业化进程。” 张轶翔指出，不同的工业化阶段适宜发展的产业存在较大差异，投资运营一个园区，尤其在园区的产业研究和产业规划阶段，必须调研分析并精准把握项目驻在国所处的工业化发展阶段。根据不同阶段的不同特点甄选园区产业，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招商政策。

谈及未来园区的发展趋势，张轶翔认为，园区将朝“创新驱动+智慧型”、“生产+生活+生态+生命”四生一体的产业新城发展。园区产业将不断升级，低碳、环保、科技含量高的产业成为主流。

据介绍，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总结了6层23式金字塔海外园区实操模型，由单一企业主导的开发变为“园区+”的新形态，构成了新的泰达海外模式——“飞雁模型”。

争取驻在国政府支持

张轶翔介绍称，境外合作经贸区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00年前后为初始阶段，在海外经营的中国企业不断增加，贸易类企业竞争加剧。“这些企业从进入市场到投资建厂降低综合成本，再到逐渐汇集形成抱团效应，就产生了中国在境外的园区雏形。”

第二阶段是“机制化”阶段，2006年在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上中国承诺，此后3年内在非洲建设3到5个经贸合作区。截至2009年，先后有19家境外经贸合作区通过商务部和财政部的考核认定，成为国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在这一阶段，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基础十分薄弱，园区的选址大多远离城市，缺乏最基本的生产条件，园区的引资工作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

第三阶段是高速推进阶段，2015年2月1日召开的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会议指出，抓好境外合作园区建设，推动形成区域经济合作共赢发展新格局。

张轶翔称，中国企业在境外进行园区开发遇到的问题相对集中，包括融资难、开发周期长、股东回报低、承担过多的政府职责、属地化管理难，以及各种开发运营的风险。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有各国工业化水平参差不齐、产业承接力滞后、园区地处偏僻城市依托度差等。

“根本原因在于顶层设计即开发模式，单纯依靠园区开发企业是解决不了的，须多方合力破题。在一个国家工业化进程的初期，政府强力推动基础设施的开发建设、给予园区政策和财务方面的支持，是必不可少的。”他说。

张轶翔建议，首先要争取驻在国针对园区进行交通、港口、水利、电力、通信等基础设施的投入。“随着中国企业加速‘出海’，‘一带一路’沿线将建设大量基础设施配套工程，如果能适当向园区倾斜就可以很大程度上解决核心问题。”

其次，以集群式、组团式招商全面提速产园对接。“新形势下要大胆开拓，迅速形成产业链式招商、集群式招商、组团式招商，甚至可以将国内成熟的产业集群主题式产业新城打包整体复制到境外。”

他还提到，应鼓励技校、高校类机构配套“出海”入园，带动产业快速聚集，不遗余力地解决境外园区的资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