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融资亟需引入市场机制

（原标题：资金缺口大、投资主体单一 “一带一路”融资亟需引入市场机制 激励更多民间资本参与）

官方数据显示，2014年至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占同期对外直接投资的1/10。2017年1-10月，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8个国家进行了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11.8亿美元，占同期总额的13%。

尽管如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仍存在巨大的资金缺口。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晋平在11月的公开演讲中表示，据该研究中心计算，2016-2020年的五年中“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所需要的基础设施投资是10.6万亿美元，每年2.1万亿美元左右，目前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就包括资金缺口巨大和投资主体过于单一。

那么目前的资金来源有哪些？又该如何补充资金缺口呢？12月7日，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主办的 “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上，来自中银国际、中国进出口银行、海通国际、渣打银行、花旗银行、普华永道、民生金融租赁、年利达律所等机构的业界人士做了深入探讨。

国家开发性金融引领撬动商业性投资

“政府资金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投资里的比重为70%左右，真正意义上的私人资本只有20%。比如中国国家性开发金融机构已经走在最前端，截至今年9月末，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农业发展银行支持‘一带一路’建设贷款1.42万亿元，占贷款余额的8.2%。在‘一带一路’建设初期，市场投资基础相对薄弱，项目盈利模式也不明朗，需要服务国家政策的开发性金融率先开拓市场，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来撬动其他商业性投资，通过适当的股权投资，甚至是劣后级投资来增强市场信心，引入更多的债权投资和私人资本参与，起到对商业性金融资源的引导和撬动作用。”中银国际研究公司CEO程漫江在12月7日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创新论坛金融创新分论坛上作出了上述发言。

程漫江还表示，“一带一路”建设融资中，商业银行可以补充开发性金融，强化市场化机制，投资银行可以拓宽直接融资渠道，提供多元化的金融中介服务，保险公司可以提供风险保障服务，降低投融资风险，信用评级机构可以建立“一带一路”信用评价体系，减少信息不对称，养老保险、主权财富基金、对冲基金等是基建投资的潜在长期投资者，金融监管机构可以保障公平竞争，防控金融风险。

海通国际董事总经理黄少明在该论坛上表示， “一带一路”急需引入市场机制，依靠市场吸收多方机构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拓展资金来源。为此要建立公开、公正、透明的信息平台，

其次要建立有效的风险补偿机制。他指出，香港可以发挥金融中心的作用，从融资和专业服务等方面在“一带一路”中扮演很好的角色。

渣打银行（香港）有限公司环球人民币应用策略主管凌嘉敏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整体较低，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且投资周期很长，可以通过债券通、绿色金融和证券化等金融创新的模式来进行融资。

先把传统的融资模式用足用好 可以采取局部创新

那么如何才能撬动更多的商业性资本参与，是否有创新的融资之道呢？

在年利达中国管理合伙人方健看来，在谈融资创新之前，先把传统的融资模式运用到“一带一路”，按照国际惯例，才能吸引更多国际和私人资本的参与。“我认为目前传统的融资模式还没有真正地运用到‘一带一路’当中，‘一带一路’有大量的基础设施项目，在全球对基础设施项目采用最广泛的就是项目融资，但目前这种融资模式并没有充分运用到项目当中去。”方健表示，年利达今年参与了十几个 “一带一路”项目融资，实际体会是许多项目融资并没有完全按照国际惯例去做，“很多时候这些项目对银行的保护还是比较强的，如果我们这些项目融资都不是按照国际惯例去做的话，可能很难吸引国际资本和私人资本的进入。”

中国进出口银行前信贷审批委员会委员、中国社科院教授李福胜表示，要把传统的金融做法用好、用足，而不是急于过早地全面创新，但可以在局部进行创新。

花旗中国出口信贷与机构融资副总监郭玉广表示，确实观察到了一些新的趋势。一是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出现很多项目融资类的需求，“这类融资需求它是基于项目本身的现金流，而不是基于项目的发起人自身的财务实力而发起的，这需要银行和私人资本的参与。还有一些项目的工程总承包商可能带一部分资金，或垫资建设，以及项目发起人准备项目资本金，甚至备用资本金时，大家都是有一些承诺，各自承担一些风险，才能把这类项目支撑起来。”

“第二个趋势是有很多PPP项目的出现，这类项目是由主权、次主权国家或政府发起等，并邀请私人、商业资本一起参与，这类项目又有其融资困难、瓶颈以及一些机会。” 郭玉广表示，他还指出，在这些新趋势之下，各个参与方包括银行、官方出口信贷等金融机构也在对自身做出调整，“现有融资模式对银行保护得比较全面，银行自身也是在调整，看能不能从自身角度去承担更大的风险。与此同时，我所合作的一些官方机构比如中国进出口银行、中国信保，还有其他国家的官方出口信保机构以及多边机构也在做调整，把原来不愿意触碰、承担的风险，做金融创新、政策改革，以更好地应对市场的变化。”

郭玉广还提供了一些吸引发达国家官方资金的思路。“我们在四五年前支持了一家中资纺织企业到东南亚去投资，实际投资主体在香港，但实际控制人在国内。与此同时用的设备、人工、原材料都是从中国出口到越南去的。在这个投资过程当中，我们安排了两家欧洲的官方发展性金融机构参与了融资，这类机构有一个特点，就是所支持的项目实施过程中不一定需要有本国设备或工程服务的出口，更看重项目的开发性和社会性效应。我们认为有些全球的发展性金融资金可以被用到 ‘一带一路’项目上去。”

郭玉广提出的另一个思路是吸引发达国家的养老社保基金参与进来，“我们做过美国养老基金、社保基金的融资，这类资金通常不会参与项目的一手融资，而是在银行把融资落实到位，美国进出口银行或其他官方出口信保机构保单到位后，通过二级市场或静默参与的方式参与进去。这类资金回报率要求不是特别高，他们的参与会拉低项目的整体融资成本。与此同时，有些规模特别大项目，这类资金的参与有利于提高项目的可融资性，对项目实施也有很大帮助。”

政策激励民间资本参与

民生金融租赁首席分析师赵小川分享了该公司的案例和经验，他表示，“一带一路”中金融租赁是一种能够实现多赢的模式，既可以中国制造走出去创造机会，又可以为中资银行带来业务，同时缓解了沿线国家引进中国设备的资金压力。“比如我们把海上钻井平台租赁给印尼，钻井平台是大连船舶重工集团制造的，购买钻井的资金又来自于一家中国的银行。”不过，赵小川也指出了金融租赁业务在“一带一路”上面临着一定的风险。“比如汇率风险，采购中国制造的工程机械，然后出口到南非去，如果租金是以南非货币支付的，这当中就存在汇率风险，必须采取妥善方式予以规避。另外我们对于 ‘一带一路’的业务还是有选择性的，一般选择通用性强、便于退出的租赁物，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取回租赁物，弥补损失。”

赵小川说，“考虑到租赁期限一般较长，5-10年都有，一旦承租方出现违约，就会造成损失，不能让金融租赁公司一家承担，参与各方应该通力合作，解决问题。比如制造企业可以分担一部分损失，或者对取回的租赁进行翻新、维修以便租赁公司再次出租或者处置。赵小川强调，国家应该在政策上对金融租赁公司落实 ‘一带一路’倡议、支持中国制造走出的租赁业务给予支持，建议通过中国出口信用保险机构对租金违约给予一定的保险补偿，通过政策性银行为租赁公司采购用于‘一带一路’的国产设备提供低息、免息甚至贴息的中长期人民币贷款。”

在普华永道资深经济学家赵广彬看来，要吸引更多的民间资本参与“一带一路”还是要采取一定的政策激励，“比如私募股权基金参与投资，需要让国企带头，要有政策大力扶持，比如税收对他们优惠。这样会降低一些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