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暴雪将至,雨一直下)
文/田欢
在我成长的年代和环境里,小孩犯了错误,家长会用“再不听话送你到保卫科”来恐吓他,而不常劳烦(哪怕是想象中的)“派出所”和“公安局”;就像平常的头疼脑热,也都是被父母带去“医务室”开点药打几针了事,而不常劳烦医院一样。
那时,城市里几乎所有有工作的人都住在自己或配偶单位的统建房家属院里,所有小孩从小就和爸爸妈妈的同事及其子女成为邻居。我在我爸供职的大型事业单位里一直生活到上大学离开家乡,其间在院子里搬过三次家,每回在隔不到两层楼的地方都住着那么一位邻居叔叔或伯伯,是“保卫科”的。他们除了工作性质跟单位里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看上去更加精力充沛之外,似乎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是以我从来没有想过,会在大屏幕上看到一部以保卫科干事为主角的电影。更何况,在打开手机就刷微信、每天被投喂五光十色信息饲料的今天,我都快忘记“保卫科”、“医务室”以及“灯光球场”这样的存在了。
然而,当我看到段奕宏穿着90年代潮男最爱的短皮夹克,并且因为松紧腰总往上缩,还不得不时时扭动腰肢拽着衣摆向下抻时,我的记忆瞬间被激活了。这形象这动作多么熟悉。这个叫“余国伟”的钢铁厂保卫科长,在故事开始时总是迈着灵动的步伐在老警官身后亦步亦趋,配合工作。厂区附近发生了连环命案,他自作主张把所有案发时不在岗的工人们都叫到派出所录口供,对不以为然的老警官,他陪着笑脸,笑得三分谄媚七分虚假。离开派出所回到厂里自己的地盘上,他恢复了松弛而沉着的面部表情,手握保卫科的当家武器——警棍和手铐,一旦发现可疑之人,余国伟跟他的保卫科小徒弟就不由分说扑上去,铐起来,晃着滋滋作响的电警棍,问个究竟。
作为一个转型时代特有的人物,在厂里,在维护治安、保卫公有财产的光荣使命之下,余国伟铁面无私,大权在握,心中蒸腾着滚烫的荣誉感。转而面对拥有“干部”身份的民警,他也可以站在滂沱大雨中,为警车里的司机递烟、点火,还要被教训“摆正自己的位置”。为什么?小兄弟们都看破了余国伟的远大志向:余科长帮公安破了案,就有机会“上调”,被破格录取进入公安队伍。对一个普通人来说,离开企业,穿上警服,在90年代中后期有如从危墙下直接进入安全堡垒。而这些保卫科的小干事,自知上调无望,私下里早已和“外面人”勾结起来偷盗工厂物资,企图在暴雪将至前,先筑牢自家的围墙。
可惜,案子还没有破,余国伟就光荣下岗了。这一次,他在铁门外面对工厂,却不再以“神探”的身份,而是不幸被命运宣判出局的大多数当中的一名。减员增效,从头再来,余国伟活成了历史。然而他不想就此放弃,他在那场可疑的劳模表彰大会上有多自豪,此刻就有多不甘。历史写就了余国伟的命运,他却把一腔悲愤化作编外破案的动力,并最终陷入疯狂。
新导演董越为他的处女作编织了极端的后半段故事,在我这样的老观众看来略微有些生硬。比如,女友燕子对余国伟的失望继而自杀显得过于文艺,远没有前半段小徒弟在追凶过程中的意外死亡自然可信。又比如,影片最后刑满释放的余国伟,和几百名老职工一起,观看钢铁厂爆破。他们真的会么?一部写实风格的电影,真需要这样的仪式么?余国伟完全可以拥有一个略有姿色的女工媳妇,滚滚时代洪流与平淡生活中的一地鸡毛,一样可以碾碎他。
毕竟,一个时代的结束,不是轰然巨响,而是“嘘”的一声。
比起大片般的爆破场面,我更喜欢看余国伟与老警察在暴雨中的街边排档对酌。在他口中,对方“功德圆满”,而自己“还需努力”。老警官却摇摇头满腹愁肠,说只想退休后回北方家乡晒晒太阳。这南方雨夜的酒,越喝越伤心。伴着哗哗的雨声,我们仿佛能感受到剧中人衣服上的湿寒。
暴雪之前,这场雨下满了整部电影。导演为本片选择了极具个性的影像风格——几乎一切都是铅灰色的,一切也都笼罩在风雨飘摇中。天空,钢铁,煤炭,男人和女人,皮肤与衣服,庞大复杂如梦境迷宫的钢铁厂,还有不知延伸向何方的冰冷铁轨,在一片灰黑之中,唯一的暖色是巨型高炉上的熊熊烈火。同样是对90年代的追忆,同样着眼于社会转型,年初的电影《八月》像夏日微风,《暴雪将至》却阴郁而炽烈,如一曲凄怆的挽歌。大概,每个大时代的亲历者,都有自己的故事,和讲故事的方式吧。(编辑 李二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