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历史征程呼唤新的经济理论创新

（原标题：新的历史征程呼唤新的经济理论创新）

赵燕菁（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和王亚南经济研究院双聘教授）

改革开始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做出一个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判断，那就是未来国际的大势将会是“和平与发展”而不是“战争”。随后的发展，完全证实了这一判断的准确性。可以说，过去近四十年改革开放的所有政策，都是基于这一大判断的基础之上的。

战略的成功必基于形势的正确判断。下一个三十年，我们将要面对的大势是什么？

对此，十九大报告给出了新的判断“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这实际上是从经济的角度注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性变化，反映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治国理政的重点。如果宏观经济理论不能从更深的底层理解和阐释中国经济这一方向性转变，就无法跟上十九大提出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战略规划。

上一个四十年，中国的伟大成功从经济方略上来自于我们及时抓住了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国际上经济大分工带来的机会，通过制度创新，成功破解了制约所有发展中经济资本不足约束，一举跨越“低收入陷阱”，基本上完成了发达国家经过上百年才完成的发展阶段。在发展中阶段，中国已超越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成为资本生成大国。但是对四十年中国奇迹般的增长，宏观经济理论并还没有充分总结，归纳理论范式。

下一个三十年，我们面对的将会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和挑战。这个挑战就是如何将巨大的资本转变为真实的现金流（或者说，有巨大的资本找到可以带来现金流的资产）。如果我们对这一转变的剧烈程度依然缺少足够的认识，认为未来的改革就是对原来增长模式的完善，就必定难以摆脱过去曾经成功的道路的惯性，不能有效服务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给宏观经济理论研究提出的是全新的问题。但目前的学术争论很大程度上还是围绕着“过去”的问题。举例而言，土地财政乃是过去三四十年的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对于农地入市、同地同权、垄断一级市场、土地招拍挂的争论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这一制度的选择，决定中国城市化是否能够完成。三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城市化的实践已经对这一争论做出了判决，在土地财政下，中国城市化积累阶段实际上已经基本完成——即使今天立刻停止土地财政，现在完成的城市建成区已经足以容纳87%的中国城市人口。这就意味着，尽管这一路径的对错还可以继续争论，但其历史意义已经减弱。这就像高考一样，今天的考试已经结束，无论答卷正确与否，都只能留给后人评判。对于我们而言，重要的是必须准备明天的考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宏观经济理论面对的挑战是，我们现有的工具，无法阐释（更不要说具体化）十九大报告提出“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战略目标。增长方式的转变，要求宏观经济理论工具也必须随之转变。比如说，“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对的是经济从资本型增长转入现金流型增长，但我们用来衡量经济绩效的工具却还只有GDP一个指标。究其原因，就在于基于柯布-道格拉斯函数的宏观经济模型，无法区分资本和现金流（劳动力）。作为“量”的资本和作为“流”的劳动力属于不同的维度（dimension）——两者既不能对冲，也不能加总。GDP指标的缺陷，只是理论困境露出来的冰山。

在正确的宏观模型里，GDP不应是一个简单的“量”，而必须是有“结构”和“分阶段”的——在资本积累阶段，固定资产投资高是“好的”GDP；在现金流阶段，利润高是“好的”GDP。换句话说，不同的增长阶段，那一部分GDP带动的增长，比GDP本身的增长更重要（至少同等重要）。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坚持质量第一、效益优先，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即表达了“从固投拉动增长转向现金流拉动的增长”这一经济学内涵。“新常态”描述了GDP所能刻画的经济表面现象，我们需要从理论上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战略找到新的刻度，有效地观察到转型经济的增长。

宏观经济理论需要重新理解什么是“增长”，需要重新建构已经越来越没有现实解释力的旧宏观经济模型。正确的宏观经济模型应当能区分“量”和“流”以替代传统的GDP作为新的经济刻度，并根据不同的增长阶段选择对应的刻度。这样，转型后的政府、企业乃至家庭，就可能从单纯的资本型指标（比如固定投资、GDP），转向更加精准的现金流指标（利润、税收、工资等）。比如，在资本型增长阶段，厦门的GDP（2015年3565亿元）排名在所有副省级垫底，甚至不如福建的福州（5618.10亿元）和泉州（6150亿元）。但在现金流型增长阶段，比较地方税收，厦门在副省级城市排名就会大大提前，不仅超过所有东北城市与沈阳相当（2015年606亿元），也高于福建省内的福州（560.46亿元）和泉州（388.3亿元）。

如果说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经济比的是短跑，今后三十年，中国经济比的就是跳高。相应的，原来衡量经济的“秒表”（GDP）也要相应转换为“尺子”（利润、税收、租金、工资……）。一旦经济规则改变，政府、企业，乃至个人的行为都会随之改变。比如，政府就不会将卖地获得资本性收益全部拿来增加固投，而是通过基金在投资已获得现金流（或者干脆直接拍卖地租）。降低劳动力成本（比如提供可负担的住房）就会取代降低土地成本，成为城市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工具。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味着创造全新发展战略，全新的经济思路，以及不同发展路径。因应过去发展路径形成的发展，必须随之改变。这就意味着要创造性重新时代的主旋律，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局面，也就意味着我们需要再次解放思想，畅所欲言，营造容忍失败，敢为天下先的改革氛围。在这一过程中，如果有好的宏观经济学工具，将会极大地减少经济转型的不确定性。

放眼全球，增长模式转型并不是中国孤独的比赛。以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为标志，发达国家几乎同步开始了从资本型增长（虚拟经济）转向现金流（实体经济）。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同发达国家站在增长转型的同一条起跑线上。十九大敏锐地抓住了世界大势的转变。在这个意义上，十九大“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判断，如同当年提出 “和平与发展”的著名判断一样，都抓住了时代主题，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宏观经济理论转型就是支持这一判断的重要一环。(编辑 李靖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