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力:立足"两个一百年"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原标题：中国社科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力： 立足“两个一百年” 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刚刚闭幕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如何理解新时代，以及如何看待“两个一百年”的征程，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武力。

新时代需要抓住新的社会矛盾

《21世纪》：如何理解报告提出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一论断？

武力：我想这需要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从十八大以来，经济发展继续平稳向上，已经非常接近实现本世纪初提出的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目标。从中国工业化水平、中国经济总量、中国人均GDP、中国城市化水平这四个指标看，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基本改变了贫穷落后面貌，在部分经济领域已经由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中国今年经济总量将达到80万亿人民币，是世界第二个经济总量超10万亿美元的国家。从贫困落后，到基本解决温饱问题，再到接近完成全面进入小康社会的目标，迈入中等偏高收入国家，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变化。十八大以来出现的经济新常态，说明人民群众的需求也从温饱升级为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对消费的品质要求成为突出问题。中国游客到日本大量购买电饭煲和马桶盖，就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人民群众消费需求的升级，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产业结构目前尚处于中低端、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生活品质提高的需要，供求矛盾的上述变化，反映出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就开始成为制约中国前进的主要因素。十八大以来的供给侧改革就是要适应这种主要矛盾变化而推行的。

其次，从外部发展环境来看，中国也进入了新的时代，中国在全球的地位也到了一个转折性的历史变化阶段。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制造业大国，是全球工业门类最齐全的国家；中国还是世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从2015年起，中国资本走出去的总量已经超过了吸引外资的总量，最近三年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超过美国与欧洲的总和，随着西方国家经济复苏乏力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重大变化都是这几年发生的。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的响应，可以说开始改变世界经济政治的格局，也使得自地理大发现以来形成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由西向东传播的方向、路径和结果发生改变，“一带一路”发展倡议是首次由东方向西方推进和共享发展成果，这是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和历史性转折。国内、国际的上述变化和这种不可逆的发展趋势已经把中国带入了新的时代。再从我们发展的内部因素来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确立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发展也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国进入了一个用新的思想指导实践的新阶段。而正在实施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也标志着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你对此有何看法和建议？

武力：这是一个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判断，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效运用。新中国建基于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人口多、底子薄的落后农业国，工业化水平低和人民不能温饱长期困扰新中国。因此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条件下，党在八大上就提出了今后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中国的人均收入已经由改革之初的不足200美元，达到了今天的8300多美元，中国人民彻底告别了“短缺”时代，真正地“富起来”了。如前所述，不仅中国的工业化和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了，而且社会需求也升级变化了。从需求端来看，随着城乡居民收入的大幅度增加，其消费结构和需求也随之升级变化，这不仅可以从恩格尔系数变化看出，从服务业成为第一大产业看出，还可以从居民消费偏好看出，目前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是有没有，而是更好的品质、更优的服务。从供给侧角度看，传统的产品、产量供给已经非常充足了，甚至部分产业和产品出现了严重的产能过剩，必须进行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所以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来看，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成为主要问题。首先是区域发展不平衡，中国是一个地域辽阔、自然和人文条件差异很大的发展中国家，仅就大陆来说，东、中、西部发展就非常不平衡；第二城乡发展不平衡，当然也包括城市之间的发展不平衡，农业现代化和解决公共产品供给均等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三是产业发展也不平衡，不仅三次产业之间不平衡，而且各产业内部的发展也不平衡，中高端产业发展很不充分，空间很大。目前特别要注意发展不充分问题，即中高端产业发展不充分、东北和西部地区产业发展不充分、农业发展不充分。虽然我国在世界经济产业链中仍然处于中低端水平，低端产业产能和产品普遍过剩，供给侧改革不仅抓住了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我们必须进行甚至加快供给侧改革，因为这是缓解和解决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法，也关系到我国未来能否实现全面、可持续发展，能否如期实现2020年目标、2035年目标和2050年目标。十九大把社会主要矛盾变化清楚地提出来，是非常科学和清楚的判断，从历史发展、社会主义理论和现实政策依据三个层面为今后的发展方略奠定了基础。

《21世纪》：请您谈谈“两个一百年”的征程对于中华民族复兴的意义？

武力：从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历史看，中国共产党一直是有着宏伟且清晰的发展目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从新中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宏伟的发展设想、规划和步骤，从《共同纲领》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到“四个现代化”目标，特别是1953年开始实施的五年计划和中长期规划，更是很好地反映出这一点。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同志根据中国当时的国情和条件，将1964年提出的到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目标修改为实现“小康”，并明确提出了分“两步走”。当20世纪末我国已经提前实现小康目标后，党又及时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此后又在2012年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这次十九大又进一步将第二个百年目标阶段化、具体化，分为两个15年。可以说，尽管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经历了很多曲折，有过急剧的经济体制变革，但是从总体蓝图和设想来看，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忘初心，目标始终如一，就是通过革命和建设，一步一步地走向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两个一百年”明确了我们历史坐标

《21世纪》：十九大报告特别强调了“两个一百年”征程的重大意义，并且提出了“两个十五年”的规划，这里有着什么样的重要关系？

武力：今天我们特别强调两个一百年，因为我们即将到达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即将要完成第一个百年的目标，开启第二个百年的发展。所以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两个“十五年”的发展目标。这就把我们党长期，中期和短期的发展规划和目标之间形成了较为一致的配合，使得方向目标与具体规划措施很好衔接，既仰望星空，又脚踏实地，这不仅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明了路径，也提出了阶段性目标和时间表。这样一个阶段性发展目标的确定，可以振奋人心，凝聚力量。而且历史经验证明，只要大的目标确定了，在此共识下，我们就会共同努力去奋斗，即使因为形势和条件发生变化，需要调整策略和政策措施，但是也会避免走大的弯路和停顿下来。新中国制定和实施五年计划（规划）的历史也证明，计划和规划的调整是常态和必须的，但是这远比没有计划和规划好。十五大我们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发展目标，当时面临的是跨世纪时间背景，以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来做具体的发展规划。我们经过二十年的发展，能够如期完成这个发展目标，因此十九大提出了新的具有衔接性的发展目标，这个2020年以后三十年的发展目标，是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统揽全局的前瞻性发展目标。

发展自信带来文化自信，我们可以为世界做更多贡献

《21世纪》：报告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那么文化自信有着什么样内涵？

武力：我认为要理解这点，就必须要注意文化自信的历史继承性。1840年是中国历史的节点，之前的中国农业文明高度发达，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都在农业文明时代居于世界的前列。可以说那时候，中国是有高度自信的。但是1840年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第一次工业革命在欧美快速推进，资产阶级革命也风起云涌，节节胜利。因此清朝统治阶级的这种文化自信是封闭下的盲目自信。在1840年至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中国尽管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但是保守派仍然占上风，统治阶级主流依旧认为中国文化优越，只是器物不如人。但是甲午战争的失败，使得中国大部分先进知识分子失去了文化自信，特别是那些接触了西方的沿海城市居民。作为一个传统农业大国，由于经济落后我们不断受到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直到1945年，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大历史背景下，中国人民艰苦卓越的抗战才赢得了胜利。这个一百年的过程既是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自信不断丧失的过程，也是我们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这是历史的合理性，马克思主义就是产生于我国并由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俄国学来的。因为基于农业文明的传统中国文化，其竞争能力远不及现代工商业为基础的资本主义文化。所以不管是学习资本主义文化，还是后来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学习社会主义文化，我们都是学生。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我们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重新获得了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自信。但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由于我们经济落后和缺乏经验，我们仍然还是一个学生。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方面，我们开始的时候是全面向苏联学习。后来我们很快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问题很多，就开始了自己的探索，当时毛泽东同志提出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开始探索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是这一过程是曲折的，我们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实行改革开放，当我们更全面地接触世界后，才发现自己仍然处于落后的地位。这就导致整个社会上下在文化自信上又一次回落，所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西方思潮全面涌入，形成近代以来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潮流。文化自信不足的好处是我们可以虚心学习，认真探索，但不足之处是容易盲目崇拜、囫囵吞枣，脱离国情。直到2012年的中共十八大，在世界经历了金融危机而我们“风景独好”，事实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成功的，我们才真正形成了“三个自信”。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探索，我们超越了20世纪苏东地区曾经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我们通过现代化建设，解决了长期困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系列发展问题。今天我们已经开始尝试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目前面临的分配不公、社会动荡、发展乏力的问题，尝试推动世界向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公平公正的目标发展。虽然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目标明确，积极探索，并已经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式。基于这三点，我们已经形成了文化自信，这是客观存在的。面对当代许多带有世界性的重大问题，我们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理论见解，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办法，指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和国别的发展目标，提出共同价值和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并以此主导了北京APEC会议、杭州G20会议和北京“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都反映了我们的文化自信。对于我们今天所处的新时代，面对新的发展目标和任务，我们也需要坚持和完善文化自信。坚定不移地走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这条道路，我们是可以成功的。我们不自高自大，更不应妄自菲薄，这个自信和清醒认识，对于我们未来的发展很有必要。无论对于传统的还是现代的，已有的还是创新的思想文化，我们都不要有盲目崇拜、囫囵吞枣、刻舟求剑、胶柱鼓瑟、抱残守缺的态度。

《21世纪》：报告指出，随着我国全方位外交布局深入展开，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进一步提高，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新的重大贡献。你对此如何看待？

武力：世界进步了，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中国国际地位也发生了变化，我们需要作出更多的贡献。毛泽东很早就讲过“球籍”问题，中国如此多的人口和悠久的历史文明，又搞了社会主义，这都要求我们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之前，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落后和长期跟跑者地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技术、管理和资本方面都需要学习和引进，这决定了我们无法作出更大的贡献。在20世纪，连我们在联合国里的缴纳会费的比例都很低。随着我们经济30多年的快速发展和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我们不仅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而且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援助力度越来越大，国际合作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特别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更显示出我国的影响世界政治经济的能力不断提升，我们对世界的贡献也越来越大。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现在我们在联合国里缴纳的会费已经是第三，维和经费第二。就经济发展的地位而言，中国已经从跟跑者开始走向领跑者。就国际政治地位而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治理中举足轻重、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和习近平总书记直接领导的一系列重大外交活动和国际会议，说明中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越来越多的直接贡献，同时也证明世界也需要中国作出这些贡献。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要对和平和发展作出更多的贡献，这也是因应新时代的主客观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