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400年世界经济史的一次大“素描”——读《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原标题：对400年世界经济史的一次大“素描”——读《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对400年世界经济史的一次大“素描”

——读《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陈华文

几千年来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无外乎外部的物质文明和内在的精神文明。在传统历史书写视域下，往往聚焦帝王将相、豪杰超人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至于百姓的吃喝拉撒睡似乎和历史无关。果真如此吗？人们的日常生活，同样是影响历史变革的重要推手。本着这个理念，《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这部厚重的著作，立足历史学和经济学双重维度，以百科全书式的视野，试图完整阐述400年间世界各地人口与阶层、工业与农业、市场与货币、金融与城市等各方面的运行与发展概貌，着力描绘一幅波澜壮阔的社会经济图景。

日常生活进入经济发展史视野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是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核心人物。《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是他耗费20余年时间完成的，也是最有影响的著作。年鉴学派主张，历史研究应从地理时间、人文时间、个别时间三个层次来探讨。历史可区分为短时段、中时段和长时段：短时段有太多偶然性，因而具有欺骗性的特点，处于历史的表层；中时段具有某些局势性的特点，如人口增长、利率波动等；长时段是一般以百年为段的地质学时间概念，地理格局、气候变迁、社会组织等就是在相当时间内起到作用的因素。这种重视长时段结构的理念，在《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体现得很鲜明。

布罗代尔认为，资本主义无论是作为经济形态，或者社会制度，并非偶发现象，其形成的基础，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已埋下了伏笔。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将长达400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变迁。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秤”，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当时“物质世界”占据重要地位；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两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解析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经典学术著作之所以具有魅力，是能经受住时间的检验。这本巨著成稿于1979年，随后一直在各国经济研究界广为流传。这部巨著最大的创新之处，便是在研究经济史的过程中，充分考虑日常生活在历史发展长河中具有的不可忽略的影响。可以说，在布罗代尔之前，鲜有学者的历史研究从普通日常生活这个维度“切入”。这并不是说其他学者没有意识到日常生活对历史发展的重要性，而是日常生活的史料是零碎的，就如同散落在地上细小的宝石。捡起并整理这些“宝石”，需要花一番“笨”工夫，需要克服各种知识障碍并长时间搜集、研读、辨析。

在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史就是社会发展的全部历史，覆盖领域尤为广泛，人类一切的思想和行为，都与物质文明、经济活动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尽管受到各种习俗、生产能力、自然环境等要素的各种影响，但世人的日常生活，还是如同涓涓流水般缓缓而前，具有相对稳定的特质。这就好比在当下的中国，城市建设是快节奏的，然而人们的生活方式，则有一定的惯性，经济发展速度和日常生活方式，并非完全成正比。另外一方面，日常生活中的林林总总，又在直接或者间接影响经济的运行。布罗代尔毕生倡导的“总体史”观，正是为了尽力去捕捉并还原真实的历史细节。

从人口增减看经济兴衰

人口是经济发展的第一引擎，从人口的增减，可看出经济的兴衰。然而，要精确统计十五至十八世纪的400年人口数量，操作难度太大，一切都只能依据现有材料的估算和推断。这需要比较多种档案，从中勾勒出一个框架。比如，在首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第一章“数字的分量”中，关于中国十八世纪人口数量论述，就可看出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的大体走向。当然，人口增长与社会安定、耕地开垦、新作物引进有直接关联。十六世纪时中国人口大约7500万，十七世纪大约9800万，到十八世纪末已超过4亿。布罗代尔认为，中国人口在这400年之所以能持续增长，与花生、白薯、玉米、土豆等新作物的引进及大面积种植有关。

关于食物和人口之间的关系，布罗代尔的晚辈、美国历史学家汤姆·斯坦迪奇在《舌尖上的历史》中有过类似的表达：“对世界历史进程改变最大的，不是别的，正是人类对吃饱饭、吃好饭的欲望。这种欲望激发了人类最大的勇气，在探索与冒险中，人类自我挑战，勇敢前行。”笔者认为，中国人传统的生育观念是人口增长的另一大因素，可惜布罗代尔没将其纳入其中。在传统中国社会，“多子多福”的观念在民间根深蒂固，加上农业生产和军事斗争需要大量人力，人口可谓多多益善。其实，不仅在当时的中国，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情况也基本类似。

十五至十八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在世界范围内的生产生活中还未广泛得到应用，这对陆上交通运输而言，是最大的制约。在欧洲，双轮车由炮车演变而来，但直到十五世纪晚期才真正使用，公共马车十七世纪才出现。在中国，陆上交通运输的情形基本欧洲类似，在上千年内都没有多少变化：水上运输是远距离交通运输的主体，水上运输能力颇为强劲。但凡沿江、沿河和靠海的地方，城市林立，经济贸易活跃。在欧洲，十八世纪的葡萄牙的货船最大载重可达2000吨，船员和旅客可达到800人。不过，即便如此，和当时的远洋运输的需求相比，也仍有相当的差距。毕竟，水运耗时太长。真正引发运输革命的，是十九世纪中期英国第一列有轨火车的问世。可以这么说，有了蒸汽机车，交通运输技术得到大幅提升，区域之间才真正实现了经济贸易的频繁交往。

资源开发、殖民地拓展与资本主义本质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的第二卷和第三卷，聚焦经济贸易。笔者认为，这两卷较之第一卷而言，侧重经济学理论分析，叙述的生动性和可读性有所偏弱。这两卷中，笔者感兴趣的是有关采矿业和殖民地的研究。

无论金属矿产和还是非金属矿产资源，对于工业制造来说，都至关重要。进入十五世纪之后，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提速，工业制造对矿产的依赖程度逐渐加大。经营矿业，逐渐也成为热门的投资领域。然而，矿业开采前需要有地质勘探，而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勘探也时常“放空炮”，但费用需要照常支付。其次，矿产的品相也不相同，如何找到优质的矿产，也就只能靠运气了。再次，矿产开采需要大量人力，这需要向工人支付酬金。然后是矿产开采存在风险，矿产深藏地下，最深的可达几百米，当时的矿业开采安全没有保障，若出现大的安全事故，对矿主而言也是致命的。最后是矿产的冶炼和运输，都需要巨大的开支。另外，矿产资源能带动经济发展，而对生态环境也将造成巨大的影响。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在英国产生？一大原因在于英国有大量优质的煤炭资源，而煤炭资源又是内燃机的“粮食”。

从十八世纪起，人类社会的生产能力大大提升后，就开启了一个向大自然不断索取资源的过程，这也是大自然一路遭受践踏的过程。时至今日，如何协调好资源、经济、环境三者之间的关系，依然还在摸索。

十五至十八世纪，欧洲诸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正从农业向工商业阶段迈进，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开足了马力。由于欧洲多数国家自然资源贫乏，于是便凭借其军事力量大力拓展海外殖民地。在这400年间，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等国，陆陆续续在非洲、亚洲、南美洲，用武力夺得了大片殖民地，并且屠杀当地原住民，抢掠金银珠宝，贩卖黑人，实行关税保护制度，连打商业战争。而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则靠加大对工人的剥削，积累了巨额资产。对此，马克思早在一百多年前就有过深刻的批判：“资本主义来到人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历史发展的复杂程度远超人们的预想，一个人或一群人、一种新技术或新发明、一个并不起眼的社会事件，往往在不经意中诱发历史的变革和转向，各种偶然性和必然性潜伏其中，各种可能性和不可能性扑朔迷离。总体上来说，布罗代尔这部巨著是对400年世界经济史的一次大“素描”，对理性认识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思想参考。但任何一部经典著作，都无法写透几百年历史中的各个角落，布罗代尔也不例外。

世界各国的历史、文化、风俗、信仰、环境不同，经济发展道路选择也各不相同，没有一套现成的、能照搬照抄的理论，能恰到好处地运用到经济社会建设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