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砥砺奋进 改革前行”系列述评之四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 中国进入深度开放时代

（原标题：“砥砺奋进 改革前行”系列述评之四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 中国进入深度开放时代）

“一个国家强盛才能充满信心开放，而开放促进一个国家强盛。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改革开放的成就充分证明，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8月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开放，是习近平主席在国际场合提到频率最多的一个词之一，他不断向世界强调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上，他的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已经成为全球保护主义氛围中捍卫和引领世界开放的一面旗帜。

一

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对外开放一直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经济奇迹的创造离不开对外开放，在过去的30多年里，中国大量吸引和利用外国直接投资，大力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加工贸易。与此同时，通过建立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经济开发区等，逐次扩大东部沿海地区开放，最终通过加入WTO和APEC融入全球贸易体制，积极履行入世承诺等方式倒逼国内体制机制改革，以开放促改革，最终让中国在短时间内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最大贸易国以及制造业中心。通过发展开放型经济融入国际分工，引入资金与技术，提升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国内经济增长及产业升级，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主要动力与经验。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步入新常态以及全球经济因危机而陷入低迷，中国开放型经济发展的基础条件、竞争优势及面临的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比如近年来，制造业聚集的东部沿海地区劳动力、土地、自然资源等要素成本不断提高，环境、劳工、安全等规制成本快速上升，使得中国传统开放型经济体系竞争力遭到削弱。比较优势的转化引起一些外资企业撤离，吸引外资的成本加大，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寻找国内资本。中国的开放的需求也在变化，资本已经不再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需求。

在国际上，次贷危机之后保护主义抬头，一些西方国家将矛头对准中国，全球化的环境有所恶化，中国资本走出去以及商品出口都遇到一些挑战。美国自奥巴马时代就开始不断以中国市场开放程度低、国有企业不公平竞争等理由对中国的贸易投资设置障碍。而这种理由又被其他具有保护主义冲动的经济体利用，形成不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

事实上，中国人多地少，是一个资源与能源十分匮乏的国家，中国产能又是世界最多，因此，中国需要更多的利用国际资源，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国际市场。这决定了中国必须继续突出发挥比较优势，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融入全球化。也只有更大程度的开放，参与国际竞争，才能推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与创新动力。

因此，在国内外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各项改革全面推进，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都需要加快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以对外开放的主动赢得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的主动，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促创新，建设开放型经济强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二

在2013年11月举行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在推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议中，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要求推动对内对外开放相互促进、引进来和走出去更好结合，促进国际国内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市场深度融合，加快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十八届五中全会则进一步推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要求坚持开放发展，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

而启动和进入深度开放的时代，就需要统筹开放型经济顶层设计。2015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若干意见》发布，提出了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总体规划，《意见》设定新体制的总体目标是加快培育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更加积极地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逐步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形成全方位开放新格局，实现开放型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在扩大开放中树立正确义利观，切实维护国家利益，保障国家安全，推动我国与世界各国共同发展，构建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首先要从以市场准入为核心的“第一代”贸易政策转变为以规制融合为核心的“第二代”贸易政策，也就是从拆除壁垒到主动接轨，比如投资、政府采购、贸易便利化、相互认证、资本流动等方面的规制与立法需要更加国际化。今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改善投资和市场环境，加快对外开放步伐，降低市场运行成本，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加快建设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在过去的几年，中国在这方面已经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正在统一内外资法律法规，保持外资政策稳定、透明、可预期，营造规范的制度环境和稳定的市场环境。改革外商投资审批和产业指导的管理方式，向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转变，分层次、有重点放开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推进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有序开放，放开育幼养老、建筑设计、会计审计、商贸物流、电子商务等服务业领域外资准入限制，进一步放开一般制造业。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对于交通、电信等基础设施以及矿业等相关领域逐步减少对外资的限制。

为了加快探索对外开放新体制，中国在2013年设立了第一个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及时总结改革试点经验，在全国复制推广。2015年，广东、福建、天津作为第二批自贸区挂牌，今年年初第三批7家自贸区同时挂牌。自贸区的面积也从28.78平方公里扩展到1300多平方公里，显然开放在加速，规模在扩大。

三

构建开放型经济体不仅要请进来，还要走出去，不仅是中国企业走出去，还要中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提高中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制度性话语权，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方面，中国成功发起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开发银行、丝路基金等倡议和机制建设，为国际社会提供了更多的公共产品，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的份额得到大幅提升，跃居IMF第三大股东，人民币加入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在过去的几年当中，在联合国和G20等多边场合，习近平倡导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受到了世界广泛的关注与支持，已经成为全球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构建开放型经济最伟大的工程当数“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个最具开放性的合作共赢的发展方案，4年多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已逐渐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愿景转变为现实， 这一倡议的初衷就是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以中国智慧为全球经济治理提供的中国方案，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成功也是唯一的全球性工程。

2017年1月，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提出了“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这个富有哲学意味的问题，“和平赤字、发展赤字、治理赤字”的严峻挑战正摆在全人类面前。中国的开放政策不仅仅是作为本国经济发展的工具，而是要实现与世界共赢的人类理想，与中国自古以来的“大同社会”思想一脉相承。

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人始终认为，世界好，中国才能好；中国好，世界才更好”。中国推动的开放事业就是要“把中国梦同（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的梦想结合起来”，就是“相互尊重、平等相处、和平发展、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