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万宏源证券杨成长： 经济仍处在结构性转型期

（原标题：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 经济仍处在结构性转型期）

无论对宏观经济还是对资本市场而言，即将过去三个季度的2017年，都将是值得认真思考的时期。

这一年，大宗商品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带动宏观经济开始企稳回暖，上半年GDP增速稳定在6.9%；资本市场在经过2015年急剧波动后，2016年逐渐趋于平稳，2017年出现以“中国漂亮50”为核心的结构性牛市行情，人们长期呼吁的价值投资理念正在变成现实。

如此种种的变化，似乎都只能用“新周期”这个词来概括，不仅经济增长进入了“新周期”，金融和资本市场的发展似乎也步入了“新周期”。

近日，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了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家杨成长，他就多个涉及宏观经济及资本市场的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

2017年是经济转折之年

在杨成长看来，2017年是中国宏观经济的结构性转折之年，但对于外界提及的某些说法，他并不认同。

《21世纪》：你最近曾说，中国经济需要解决深层次问题，这个“深层次问题”指的是哪些问题？

杨成长：2017年可以把它看作是中国经济和金融发展的重要转折之年，近期人们在讨论经济新周期问题，实际上是反映了这一系列新的变化。

必须看到，经过五年多的转型进程，中国的经济结构的确发生了很多变化。一些经济领域和经济指标开始触底反弹，例如制造业和外贸的对外出口，这些都是有坚实的经济基础的。

除了推动经济结构调整以外，我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次问题仍然是体制机制问题。必须要认识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国内外环境和要素环境，跟前三十年改革开放历程是完全不同的。在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以后，未来经济增长所需要的制度框架跟过去也会有很大区别。搭建未来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重塑的“四梁八柱”，是当前我国经济增长的最核心问题。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新经济”和“新周期”？

杨成长：无论如何去界定新周期概念，新周期概念都必然包含着中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步入下一轮更高增长时期的内涵。我认为当前中国经济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存在着不小的下行压力。经济新动力在不断增强，但是还不能说已经完全抵消了旧经济的回落。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所出现了一些积极变化，主要并不是在新动力推动下形成的。因此，不能简单把部分宏观经济指标的阶段回暖看作是经济增长已经步入新周期了。

近期部分宏观经济指标的快速反弹，主要是两方面因素促成的。一是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整治大气污染和国际经济因素影响下，我国的钢铁、煤炭等投资性大宗商品价格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导致上游产业的增加值和利润出现了大幅度回升，二是去年以来房地产销售的火爆引领部分产业出现了快速上涨。但是这两个因素都不具有持久性，也不代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从趋势看，都将会逐步趋于平稳。不可能以这两个领域作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也就不构成所谓的新周期。

从我国经济转型的历程来看，尽管我国经济增长已经摆脱了对低端制造业和以低端制造业为主的低端贸易增长的依赖，也摆脱了对过高投资增长的依赖，但是还没有摆脱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依赖，也没有摆脱对过高基础设施投资增长的依赖，因此我国的经济转型仍处于进行时。我国经济还需要经历较长时期的转型历程。

防范金融风险是第一要务

杨成长认为，今年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中提及的三项任务，最为迫切的便是防范金融风险，且这项任务甚至可以算作是一项国家战略。

《21世纪》：在你看来，我国金融市场发展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杨成长：从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精神来看，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应该是未来一个阶段我国金融业最突出的任务。这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我国金融市场的确隐藏着一些潜在的金融风险源。尽管从总体上来说我国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是可控的，但是我们仍然要提高警惕，积极采取措施，逐步消除这些风险源。

第二个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后冲刺阶段，我们必须要集中完成三项任务：一项是全面脱贫，第二项是力争生态环境的逐步优化，第三项是保障不发生系统性和局部性金融风险。可见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家战略。

《21世纪》》：在国务院层面成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将在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方面发挥什么的作用？

杨成长：国务院要设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我觉得会起到两个方面的作用。

第一个作用就是协调统一金融各业的政策。我国实行金融分业监管体制，金融各业的政策基调监管力度就很难完全一致起来。国务院设立这样的机构的话，就能统一金融各业的发展、监管、创新的统一基调。

第二个作用就是从实体和金融两个领域来控制系统性风险。金融市场如果发生系统性或局部性金融风险，尽管表现为金融市场出现比较大的波动，但是就金融风险源来说，往往来源于实体经济领域，例如房地产、基础设施投资和国有企业高负债率等，因此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源，但从金融市场出发，单靠金融机构是远远不够，必须要实体经济部门的密切配合，斩断实体和金融领域潜在风险的相互传导。

国务院设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就可以从金融和实体两个领域采取措施去控制系统性金融风险源，特别是防止实体经济领域的风险向金融领域传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