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大学:推进创新和产业融合是经济发展关键所在

（原标题：推进创新和产业融合是经济发展关键所在）

□中国人民大学宏观经济论坛团队

一、中国创新和产业融合的现状分析

与关键期判断

（一）对中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现状的分析与评估

第一，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战略，取得了一定的显著成果成效，这集中表现在中国的新经济规模、以“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经济新动能，正处于一个稳定增长通道之中，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支撑作用正在逐步形成和强化。

中国的新经济占比稳步增长，以点带面以及多产业融合发展的格局初步形成，对中国经济动力的支撑效应正在逐步形成。依据财智BBD发布的新经济指数，2015年8月至2017年8月期间，中国新经济占总体经济规模比重的均值为31.0%左右，已经稳定占据中国总体经济规模的约三分之一。

在全面推动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互联网+”行动、数字经济以及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作用效应下，以“三新”产业为代表的新动能也处于稳步增长通道之中，对中国经济的支撑效应在逐步形成和强化。2014年中国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为8%左右，大约每年以1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2017年预计会达到12%左右，按照国家规划的既定要求，2020年总体上至少应该实现15%的目标。以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例，预计到2017年底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0%左右。

在全面推进创新创业、全面加大“放管服”改革以及全面推动营商环境改善的激励效应下，中小微企业数量急剧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对冲和抵消了中国经济的下行压力。近三年以来，中国平均每天新增市场主体的数量超过4万家，其中新登记企业近1.4万户，企业活跃度始终保持在70%左右。截至2017年7月底，中国小微企业名录收录的小微企业已达7328.1万户，其中，企业2327.8万户，占企业总数的82.5%；个体工商户5000.3万户，占个体工商户总数的80.9%。

第二，在以加快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导向的各种国家战略规划以及地方政府政策举措的多重激励效应下，虽然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但是，仍然需要高度清醒认识到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一方面，当前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格局尚未有效形成；另一方面，新经济新动能的规模仍然相对有限，尚未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形成主导型的支撑效应。

迄今为止在中国制造业中并没有形成创新与产业稳定的融合发展态势。无论是从新经济或者新动能的不同角度来看，中国新经济新动能增长势头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取得了可喜进步，但一个客观事实是，新经济新动能在中国总体经济规模中所占比重仍然相对较低，并未对中国经济增长形成主导型的拉动作用。从高技术服务业角度来看，2016年中国高技术服务业完成投资14960亿元，比2015年增长18.3%，增速比第三产业投资要高出7.4个百分点，比全部投资要高出10.2个百分点。但是，高技术服务业占第三产业投资的比重仅为4.3%，对第三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相对有限。从工业高技术产业的角度来看，2016年中国工业高技术产业投资22787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14.2%，增速比工业部门投资增速要高出10.6个百分点，但其占全部工业投资的比重也仅为10%，其对第二产业发展的拉动效应也相对有限。

第三，当前，中国不同省份地区和城市之间新动能占GDP比重的落差极大，充分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以及经济发展条件的显著差异性，从而也深刻反映了中国当前情景下推进创新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所面临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背后所掩藏的挑战性和艰巨性。深圳作为中国创新和市场结合得最为有效的创新型城市，2016年“三新产业”为主的新动能占GDP比重达到了50.4%，但作为构建全球有影响力的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发展定位的首都北京，2017年上半年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就只有33.4%。仅仅从这两个中国主要发达城市的数据对比，就可以看出中国不同城市之间新经济新动能显著的发展差异。很显然，对于大部分的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和城市而言，新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必然更低了，处于孕育期或起步期。

（二）对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处于临界点和关键期的判断

基于以上的基本事实，我们认为，当前中国新经济新动能正处于从量变逐步向质变转化的关键转折期，同时，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临界点以及爬坡期，因此，对此重要现象要有清醒的总体判断。所谓临界点和爬坡期的判断，就是指中国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目前仅仅只有12%，正在处于由12%向30%甚至更高水平逐步攀升的关键爬坡时期，这个时期恰好是新经济新动能开始逐步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形成有效支撑力，但是，新经济新动能规模尚未大到足以对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起到主导型支撑作用的特定时期，经济新动能对旧动能的替代或抵消效应正处于关键“此消彼长”的拉锯战阶段，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关键爬坡前行阶段，不少地方经济正处于传统发展动力快速消减与新动能增长动力加速成长的交叉点附近。

更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阶段也是中国经济中原有所累积问题和风险的集中高发期和阵痛期，也是各种新问题和新风险容易产生和诱发的特殊时期，经济新动能的培育和壮大过程中仍然面临国内外诸多不确定性因素的负面冲击，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仍然处于相对脆弱性以及各种风险的集中爆发期阶段。

如果各级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在落实中央部署的各项战略规划和具体措施体系时，能够正确领会和采取符合政府和市场有机结合导向的改革举措，把握和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发展矛盾关系，实施和推进符合各地实际情况的有效政策措施，来维护和促进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地区的创新和产业持续性的深度融合，帮助中国经济顺利度过经济新动能占GDP比重10%-30%的这个关键爬坡期，进入30%-50%的稳步壮大期，中国经济新增长模式才能稳固形成，经济增长内生动力才具有自我维持能力，中国经济必将由中低端全面迈向中高端。

当前中国新经济新动能正处于从量变逐步向质变转化的关键转折期，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临界点以及爬坡期。对于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而言，市场机制是基础性条件，是激活激发经济各微观行为主体创新创业活动的根本性制度机制。而各种形态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是对特定阶段中所发生的各种市场失灵以及创新外部性的纠正，对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全和市场局限性所产生的制度性环境缺陷的补充，对创新链和产业链中关键薄弱环节和关键约束条件的弥补。

二、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可行路径的探索与识别

在我们看来，要打通创新→经济增长的传导路径，实质上就是要打通创新→产业→经济增长之间的传导通道，特别是要打通创新→产业这个关键环节。事实上，创新→产业已经成为现阶段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可持续增长目标的核心环节所在，具体来看，创新能否和产业充分且有效融合？以及创新和产业，在多大范围内、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融合？这应当是当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在牢牢立足于中国的现实国情，一切以中国基本事实作为研究出发点的前提下，我们将中国情景下创新和产业的融合方式和可行路径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针对打造传统制造业部门为主的工业2.0体系，加快布局和实施以提升生产率和产品质量为核心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模式。要高度认清的一个基本事实是，虽然某些领域某些地方的高新技术产业或战略性新兴产业出现了良好的增长势头，但是，从制造业的整体来看，传统制造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相当重要的地位，针对绝大多数地区而言，传统制造业仍然是地区经济的主导产业，不可能越过以自动化为主的工业2.0体系，一步跨越到以信息化为主的工业3.0体系甚至以智能化为主的工业4.0体系。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中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一个重要着力方向，就是要针对当前传统制造业以及产业集群普遍所存在的突出问题和共性问题。

第二，针对打造以新型工业化以及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为主的工业3.0体系，加快布局和实施以塑造自主创新能力体系为核心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模式。依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7年发布的《借鉴德国工业4.0，推动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报告的判断，中国制造业在整体层面尚处于由工业2.0向工业3.0过渡的阶段。因此，打造以新型工业化以及工业化与信息化“两化融合”为主的工业3.0体系，应该是中国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多数地区和多数领域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主导和主攻方向。

第三，针对以构建智能制造为主的工业4.0体系，加快布局和实施以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和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为目标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模式。全球发达国家正在推行的各种形态的工业4.0，对中国制造业既带来挑战，也带来机遇。全球兴起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和AI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正在逐步引致引发影响深远的产业大变革和经济大破局，并且会形成新的生产方式、产业形态、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即便中国制造业整体仍然处于2.0和3.0的过渡阶段，为了加快“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战略转变，加快布局以抢占全球科技创新制高点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施以特定领域和重点领域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突破为目标的创新“弯道超车”战略，仍然要构建智能制造为主的工业4.0体系，作为加快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重点方向之一。根据埃森哲咨询公司发布的《人工智能：助力中国经济增长》的报告，深入研究了人工智能技术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他们的测算预计，作为全新的生产要素，人工智能有潜力在2035年推动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27%，促使中国经济总增加值提升7.111万亿美元。

第四，立足于中国特有的“超级规模市场→超级商业模式创新机会→全新经济增长点”的增长机制，促进以“互联网+”和数字经济为导向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新模式的多点形成和加速形成。与别的国家相比，中国经济所独有的一个巨大竞争优势，就是“超级规模市场→超级商业模式创新机会→全新经济增长点”的增长机制，这种增长机制并不依靠强大的原始创新和基础创新，而是依靠特定信息技术下的市场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可以充分发挥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所具有的巨大市场机会和市场优势，促进中国新经济新动能的加速形成和发展壮大。比如，2016年中国分享经济企业的融资规模达1710亿元，比2015年的增速高达130%。从未来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分享经济的规模仍有可能保持年均40%左右的高速增长态势，到2020年分享经济交易规模占GDP比重可能会达到10%以上。再以数字经济为例，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接近19%，占GDP比重超过30%，同比提升2.8个百分点。再比如，依据美国麦肯锡咨询公司2017年所发表报告《中国数字经济如何引领全球趋势》显示，中国目前已是全球领先的数字化投资和应用大国，中国正通过输出数字资金、商业模式和技术等方式，改变全球数字化格局，极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十年前中国电商交易额还不到全球总额的1%，如今占比已超40%，据估算已超英、美、日、法、德五国总和。

第五，在进一步深入推进改革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不能忽略以重塑制造业国际竞争优势，以结构优为导向以及关键领域的进口替代机会等领域，所蕴藏的重要发展机会。客观事实是，出口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主要支撑力量之一。2016年，出口额占中国GDP的比重仍然达到18.61%，进出口占中国GDP的比重高达32.71 %。2016年中国劳动力生产率仅为美国的14%左右，但是劳动力成本在总体上已经与美国基本持平，甚至已经超过不少东欧国家。面对各种要素成本的持续上涨压力，中国的制造业出口部门正在经历重要的分化现象：高端制造业通过“自动化+信息化”的有机结合追求智能化生产，以“机器替代人”和“生产线替代人”来降低人工成本，以提升生产效率来降低相对成本；中低端制造业则通过“外迁+小型化”方式来降低生产成本，而留在国内的工厂规模却日益趋于小型化，作为接单窗口，以满足客户研发和打样需求。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更要清醒地看到，中国的对外贸易部门仍然蕴藏着巨大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机会。

第六，立足于中国特色的区域阶梯式发展空间和区域一体化的巨大发展机会，促进以提升区域协同和区域融合发展为导向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新格局形成。需要客观看到的是，中国经济发展所具有独特的巨大的多层次区域空间优势，这为中国创新和产业的融合发展，提供了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不同区域之间的产业转移机会和不同层次产业的阶梯式发展机会，也提供了推进区域一体化和区域协同发展的重大发展机会。仅仅京津冀创新和产业协同发展战略的推进，就可能为中国经济释放巨大的动能。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的全面落实和推动下，京津冀地区经济运行总体平稳，新动能加快成长，同时协同发展继续稳步推进。经初步核算，2017年上半年，京津冀三地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已占全国的10%。

三、当前中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问题与障碍

在我们看来，当前中国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所面临的突出障碍与问题，既有创新侧的问题，也有产业侧的问题，主要问题是创新向产业的传导环节仍有较多问题，同时，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支撑环境也存在问题。

第一，国家基础研究投入不足问题非常突出。2007年以来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投入比重均未超过5%，一直在4.7%左右徘徊，2015年该比重达到了5.1%，而同期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基础研究经费占R&D经费投入比重则是均在15%以上。基础创新研究能力是决定一个国家自主创新能力的决定性因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长期相对过低的困局，必然会传导和造成基础创新和原始创新能力的相对滞后，这已成为现阶段阻碍中国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的最为突出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不完善不匹配的问题仍然突出。中国当前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存在如下方面的突出问题：一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央和地方的各种关系的理顺不清，阻碍了中国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实现从分散管理到综合治理的转变。知识产权涉及多个部门，迫切需要增强各个方面的关系协调力度，完善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的衔接；二是当前中国知识产权管理体制的软肋是“形似且神散”，主要问题体现在职能配置、协调机制、执法体系、涉外应对的碎片化上。迫切需要专利、商标、版权的“三合一”模式导向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改革，需要建立综合性的管理体制，组建统一的知识产权行政管理部门，同时，推进专利、商标、著作权等知识产权综合行政执法；三是当前中国知识产权侵权违法成本仍然过低，侵权易发多发的困境尚未根本缓解，相应的惩处措施难以对侵权者形成震慑，权利人的合法权益易受到侵害，迫切需要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机制体制创新，需要通过大改革来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护、管理、服务的全链条。

第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创新研究的新型激励机制体制尚未有效发挥。2017年上半年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转移成交金额为265.5亿元，与去年同期的增速只有0.1%，占比仅为6.5%。而且高等院校的技术成果转移成交金额为85.7亿元，与去年同期相比甚至出现了下降14.2%的突出现象，占比也仅为2.1%。这就表明，当前科研机构的技术成果转移并没有如我们预期出现大幅度增长现象，相反出现了停滞现象；高等院校的技术成果转移也并未按照我们的预期出现可喜的高速增长态势，相反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滑的突出现象。这些现象背后就深刻反映出，当前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创新研究的新型激励机制体制尚未有效发挥应有作用，既有的改革措施可能对一些深层次的机制体制问题仍未触动。

第四，制造业多层次人才短缺问题以及劳动力技能供需错配问题非常突出。依据《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2017年）调研报告的数据信息，2016年技能劳动者数量只占中国就业人员总量约19%，高技能人才只占5%。而在日本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的比重高达40%，德国则达50%。因此，当前中国高级技工缺口近1000万人。而按照2005年4月的《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报道所指出的，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超过35％，而在中国7000万技工中高级技工仅占5％。按照当时的“十五”规划，这一比例应达到15％，因此，当时高级技工的缺口达700万人。如今12年过去了，主要发达国家的高级技工在劳动者比例已经提高到40%，而中国仍然在5%的低位水平徘徊。

第五，制造业相对高税费水平问题。理解中国制造业所承担的各种税收和费用负担总体水平在全球来看究竟高不高的关键，不仅仅在于中国宏观税负水平与全球主要国家的比较方面，而是要依据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创造能力所蕴含的实际承担税费水平以及税负结构的比较方面。2014至2016年中国宏观税负分别为29.1%，低于世界38.8%的平均水平。但是，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创造能力显然要低于主要发达国家，税收结构的不合理造成制造业相对高税费水平。与中国制造业最为主要的竞争对手美国相比，美国没有增值税，只有35%的所得税，再加上地方税、保险费其他的5个百分点，因此，中国既有的增值税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低附加值低端产业以及中小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

第六，产学研融合出现新问题。迄今为止，在产学研融合发展方面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的深层次的机制体制性障碍，并没有得到彻底有效地根除，产学研融合发展对中国经济的支撑潜力仍未得到充分释放。2017年上半年，中国各级政府科技计划项目进入技术市场的成交金额达到了559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67.7%，但是只占全国技术转让成交金额4073.3亿元的13.72%。涉及知识产权的技术合同成交金额为1668.3亿元，发生了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6.0%的重大现象。这就表明，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已经愈发成为阻碍产学研融合发展的重要因素。

第七，房地产泡沫所带来诸多扭曲性问题。要深入理解中国情景下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核心障碍因素，就不能忽略现阶段房地产投资投机泡沫环境所产生的多重扭曲效应。一方面，2014年以前，中国房地产行业的平均净利润率均在30%以上，而同期，中国工业企业的平均净利润率不超过7%，工业企业500强是2.3%，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主营活动平均净利润率为6.04%。中国房地产部门和工业部门利润率的这种巨大落差，必然会导致中国工业部门的资金向房地产部门的大规模转移，从而对中国工业部门的投资和创新研发投入活动造成不可低估的抑制效应；另一方面，快速增长的房地产价格会通过提高普通消费者的购房成本和租房成本，通过倒逼最低生存工资上涨将压力传递到企业的生产成本，对中国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造成挤压效应，造成这些产业国际竞争优势过早过快下滑的现象，特别是对人力资本密集型同时也是创新密集型的产业，极大地提高了这些企业的人力成本和创新成本，抑制了这些产业的创新能力提升和发展空间。

第八，发生了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不相倦容和相脱节的困局，出现了金融创新方向“迷失”以及金融“泡沫化”的突出现象。集中体现为中国已经处于互联网金融泡沫、影子银行问题、银行体系利益导向的金融工具不当创新问题、以国有垄断性为主的银行体系体制改革滞后问题，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制度短板和建设思路混乱等等问题。最为显著的一个证据是，从金融业增加值占比来看，中国金融业所占GDP比重从2005年4%快速上升到2015年的8.4%，这11年间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增加了110%。2015年，中国金融业所占GDP比重已经超过了美国的7.25%、日本的4.48%以及英国的7.25%。

四、政府和市场新型协同协作 促进经济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依据我们的实地调研、详细访谈、密切观察和深入思考，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落实和推进中央所部署的针对加快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战略规划和具体政策布局的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典型的认知误区和操作失误行为。在我们看来，当前，针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知和把握问题，是导致当前不少地方政府在推动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中发生变异行为和扭曲效应发生的总根源，同时科学界定和认识中国情景下政府和市场二者各自的功能定位、合理边界以及动态变化特征，也是加快推进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总突破口。

对地方政府积极利用政府主导力量以及制定各种落实措施，依靠各种高新技术开发区、自主创新发展示范区、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各种经济开发区的载体平台，来推动地区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行为和效果的全面观察和反思，由此要高度认识到，在政府主导的发展思维和既定逻辑下，不少地方政府正在实施的各种创新和产业融合赶超举措，以及出台的各类短期产业政策措施。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偏离了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的根本方向，从根本上忽视和弱化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和市场配置资源的根本性作用，造成了当前中国在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中，已经产生了不少突出的变异行为以及扭曲效应。

要真正加快推进中国情景下创新和产业的深度融合发展，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加速转换，依据中国的现实国情以及具体实践经验，就是要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新型协同协作关系，仅仅依靠政府，或者仅仅依靠市场，均不能在中国情景下全面且有效地解决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诸多突出问题和障碍。对于中国的创新和产业融合发展而言，市场机制是基础性条件，是激活激发经济各微观行为主体创新创业活动的根本性制度机制，而各种形态的产业政策和创新政策，应该是对中国处于发展中国家的特定阶段中所发生的各种市场失灵以及创新外部性的纠正，对由于市场机制发育不完全和市场局限性所产生的制度性环境缺陷的补充，对创新链和产业链中关键薄弱环节和关键约束条件的弥补。

（执笔人：张杰 闫衍）